當當敢做不敢當，只因公關體系形同虛設
距離李國慶摔杯事件過去不到半年，當當網又因為負面上了熱門。
這次的情況似乎更嚴重。當當網在2月10日宣布復工后，某員工母親在2月15日被確診新冠肺炎，因該員工已復工3日，導致當當網72名員工被隔離……
當當網走到如此地步，實在不得不說一句“no zuo no die”…
相比于幾個月前李國慶和俞渝的“私人矛盾”，這次的負面來的更兇猛，不僅事關生死，更是涉及全體員工和員工家屬。
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面前，阿里、京東、騰訊、頭條等新老互聯網公司承擔了非同一般的社會責任，絕大部分廣受好評，但同樣作為一家老牌互聯網企業，當當網本可以發揮更大的正向影響，但在整個疫情期間卻幾乎沒有任何公關動作，正向宣傳幾乎為零，負面信息被迅速全網引爆，成為全民學習的疫情復工反面教材。
可謂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當當網走到這般“敢做不敢當”的地步，毀就毀在當當網的公關體系形同虛設，甚至沒有存在過。
一、領導人過分強勢，公關上任不到一年
在當當網的歷史上，李國慶和俞渝都是屬于強勢的領導人，個人關注度超過了企業形象。
其實這種搭配在互聯網公司本來也不算少有，京東、格力、小米等也都大抵如此。不可否認，在企業的某些階段，這樣強勢、擁有個人光環的領導人，的確有時候有一些優勢，但更多時間企業面對的，是因為領導人的“失誤”而被誤傷，畢竟只有人會犯錯誤，企業本身并不會。（參考劉強東性侵門事件）
擁有強勢領導人的企業，往往對于公關部的壓力也更大，如果公關負責人無法“約束”領導人的言行，往往給自己的工作帶來更大的難度和不確定性。
當當網就是個很明顯的例子。和同時期、同級別的互聯網企業相比，當當網的發聲的確算不上突出，更多出現在大眾面前的反而是創始人的“花邊新聞”。去年2月，彼時當當網頻頻因為李國慶的“不當言論”被誤傷，俞渝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有這么一段故事：
俞渝稱，李國慶淡出管理層已多年，只不過李國慶嘴巴閑不住，引發了不必要的關注。而在輿論風波中，俞渝自己卻不接受媒體采訪，這讓外界以為當當不做公關。
對此，俞渝表示，當當目前可能有所改變，在招聘一個公關經理，以后也開始接受媒體采訪。
俞渝并沒有否認，在此之前的當當網，連一位“公關經理”都沒有，更別提公關部了。一切對外的信息輸出，基本都來自于俞渝和李國慶兩位創始人，即使俞渝所說不虛，當時正在招聘公關經理，那么這位「公關經理」真正上任至今也不足一年。經理的職位，加之上任不到一年，這樣的配置，在當當內部，在俞渝面前，想必也沒有過多的話語權，更多可能只是媒體采訪對接的日常工作罷了。
即使這位“公關經理”真的存在，他的形同虛設也導致俞渝在復工信中說出疫情不可怕，“我們當當人不浪費一場危機”等言論。
結合這樣的背景來看，當當網公關體系的連續失聲也就變得沒那么奇怪了。
二、雙微失聲，信息真假難辨
這次當當網遭遇的負面輿情，內有員工爆料“求救”，外有相關部門約談，在內外夾擊的壓力下，當當網的雙微竟沒有一次對外正式的聲明和公告。
有限的幾次所謂的“澄清聲明”，竟是以當當網市場部的名義向媒體發布，而更早之前的幾次梳理和聲明，更是直接以人力資源部的名義在發布。
對于任何企業而言，雙微承擔著官方對外發聲的關鍵作用，正是因為當當網在官方渠道的失聲，才造成了信息從一開始就真假難辨的局面。匿名信息從各種渠道傳來，當當網的聲明也多次和有關部門的通報出現前后不一致的現象。
公關的作用在此時此刻得以突顯，保持對內對外信息暢通，即使向媒體公眾公開信息，從當當網目前的結果看，信息不通暢、發布渠道欠缺、發布形式散亂不清晰，這都是當當無公關的鐵證和后果。
三、結論
我在《疫情當前，公關人應當如何自處？》中也提過，這次的疫情對于任何一家公司都是一次大考，企業面臨生存的壓力，公關同仁們也面臨巨大的考驗，對外對外工作事無巨細。
仔細看看當當網這段時間的動作，也不是沒做好事，比如在疫情期間免費開放閱讀全場30萬電子書，比如中小學生復課后關于教輔書的優惠政策等，但當當從未對此做過多提及和宣傳，反而深陷如今員工確診的陰霾和負面輿情中，實在是公關失責的最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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