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專訪廣告導演彬彬：我想做一個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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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報 2018-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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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做一個好人——獨家專訪導演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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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做廣告的十年里，拍過不少訪談，我作為一個創意，也作為一個提問者，經歷了很多觀念上的進化。我記得有一次拍我的文字偶像沈宏非，我說沈爺你最喜歡的一道菜是什么？他笑笑說，我不喜歡別人問我最喜歡吃什么，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存在。當時我瞬間汗流不止，強裝鎮定臨場發揮，好不容易才化解了尷尬。拍左小祖咒的時候，左叔上來就給下馬威，一副不屑一顧的樣子，最終救了我的是我現場臨時加碼的提問，幸好它們不那么傻。這些經歷讓我明白，一個成功的訪談最重要也最困難的并不是溝通本身，而是設計問題，沒有好問題，就不可能有好答案。所以在我的這檔訪談欄目里，我力求不問愚蠢的問題，盡量找到讓受訪者與消費者都能耳目一新的角度，努力呈現真實而有質量的內容與思考。

做這個欄目的初衷是因為我始終覺得廣告創意與制作的行當里聚集了這個星球上最聰明、有趣而又才華橫溢的人，他們不舍晝夜的為時代文本留下印記，創造藝術與商業的融合，拓展文化的邊界，塑造品牌的性格。正是這群大眾并不熟悉的創意人、制作人、導演、攝影師們，生產出整個商業社會賴以生存的視覺和商業邏輯，如果沒有他們，現代文明索然無味。在我心里這群幕后的人配得上偉大二字，他們值得被認識與尊重。

我想做一個好人——獨家專訪導演彬彬

關于廣告導演，我有一肚子問題要問，我挑出了一個有意思的命題開始我的第一篇訪談——“做好導演和做好人沖突嗎”，這個問題最適合的受訪者肯定是彬彬，因為在我心中，「他既是一個新好導演，也是一個資深好人。」

彬彬導演代表作之一《油煙情書》

彬彬，性情溫和，40歲，酷愛蹲著，拍片不能沒有六神花露水，甚至跟我說哪天拍到六神才覺得自己登上人生巔峰。他是我認識的最不像導演的導演，甚至在片場都不希望被叫導演。「在成為導演之前，他是鐘孟宏、黃榮昇、彭文淳這些頂級臺灣老炮愛用的一線美術，擅長把水泥和金屬搞得很高級。」和我的大多數導演朋友一樣，彬彬優秀而低調，不抽煙不喝酒不混圈子，身處 Social 中心，卻又對 Social 免疫，是我們 Anti-Social Social Club 的優秀會員。所以對于彬彬愿意接受萌也的獨家專訪，我深感意外，想必年紀大了，臉皮也漸漸厚了，也愿意分享一點心得體會，緩緩伸出手與這個世界和解。

【巨變與微光】

窗外陽光正好，彬彬準時落座，一如既往的客氣，分寸感十足。

桌上有啤酒和檸檬茶，他選了茶。

早年間還是美術老師的彬彬備一次課教一個禮拜，這種缺乏變化的生活宛如一根筆直的鋼管，眼睛靠上去就能看到未來的樣子。

“我現在很多（當年的）同事其實都是做的特別好的，我覺得最大區別是老師的工作做到今天為止，它是一個受人尊重的工作，但是在我們廣告制作圈，其實某種程度上那個尊重要靠自己掙來，而不是上來就有的，這個也許是我覺得比較大的不同。辛苦，其實都辛苦，當時離開老師工作的唯一原因是因為我當時所做的工作重復了。”彬彬嘬了一口茶，誠懇的說。

我想起我在進入廣告行業的第一家公司面試的時候，老板跟我說，我們這個行業瞬息萬變，需要不停的學新東西，你怕不怕變化？我強忍住興奮跟他說，我怕...不變化。

「既然世界的變是不可阻擋的，像我們這種喜歡變化的人，無非是在未雨綢繆中尋找一種主動的安全感罷了。」

從園丁到導演的巨變，帶來充分滿足的同時，彬彬也偶爾會陷入一些職業終極命題的思索之中：“我盡量現在都在規避接比較重復類型的拍攝，不想工作只是為了錢，因為我那天突然在想個很奇怪的問題——就當我是很奇怪的人好了——我那天突然間在想，張國榮，跳樓死了。張國榮有錢嗎？他肯定很有錢的，錢肯定不是目的，那肯定人生中有很多目的，只是那天我突然間在想這個問題，就在奇怪的一念之間。”

即使在這個充滿創造力的行業并非每個人都可愛，我仍然愿意選擇相信投身這個行業的人，除了賺錢多多少少都還是懷抱著一點理想的，否則他們完全沒必要在壓力和收獲并不總成正比的深坑里搏命。

【越長大越孤單】

“最開心應該是剛進來（這個行業）的時候...因為你接觸的每件事情都是新鮮的。不能說現在不開心，只是現在這個階段已經不能用開心不開心了去衡量了。”彬彬若有所思。

我接過話來：“邊際效應遞減。”

他說：“對對對，我覺得是。”

在成為導演之前，彬彬還做過制片、美術等各種各樣的工種，生活里時時閃現的善意與毫不留情的難題擰成魔豆里長出的鉆天藤蔓，承載著彬彬和大多數同樣努力的年輕人向上攀爬的腳步。

做美術就夠辛苦了，而導演的苦從頭到尾。我跟彬彬第二次合作的時候，眼睜睜看著他從前期事無巨細的討論到拍攝時自己掌機，再到連續幾天蹲守在后期 Studio 里，這種玩命讓我心驚。片子出來以后反響不錯，我問他這次你開心嗎？他說：”沒有。當然我可以很冠冕堂皇說我們合作的那個很開心，我覺得不存在（開不開心），就是挺有成就感的，拍完之后反響很好，（但是）唯一能讓我記得開心的拍攝，整個職業歷程中就一次。“ 多么耿直的一個 Boy，我對他的故事很感興趣，讓他繼續講給我聽。

“那時候我還不是做導演，我在做美術的時候，當時拍 MTV，黃齡的 MTV《癢》。”

《癢》

“那時候黃齡還不是很有名，就一個小女孩兒，然后我師傅就問我說人家找他拍支 MV，他說你想去哪玩？我說，那應該（是）你想去哪玩，我哪敢說，他說那我們去個有雪的地方吧。就是這樣的，沒有腳本，沒有任何東西，然后我就啪啪一搜有雪，搜到了東北的雪鄉嘛，那個時候的雪鄉還沒有人，沒怎么有人去過，那是很久以前，那還不是一個旅游的地方，所以我就一路就這樣子，拿了錢也沒有腳本，就帶了兩個16毫米的機器，膠卷是帶了，還請了王菲的造型師。就是特別的開心的去拍，路上也遇險啊，反正整個過程就像一個功夫片一樣的，最開心的就是晚上拍完了之后，導演那時候看他們那個漫山雪就說這個時候我們應該在晚上雪地里放煙火，我們剛喝完酒，然后去，真的，他們小店有賣煙火，買了他所有的煙火去那個山里面的雪地里，大雪紛飛的時候放煙火，（這）已經超越了拍攝這件事情，它有拍攝的開心，又像亦師亦友的一個旅程，你若干年回憶起來，每個細節都跟商業沒太大關系，創作的自由度非常大，我一直覺得這是一個特別浪漫的事情。”

【白日焰火】

彬彬在大眾意義上的走紅是從方太的一系列刷屏廣告開始的，2017年的《油煙情書》讓他開始片約不斷。關于這件事，彬彬這樣說：“去年的時候因為拍了魯班（2017紅星美凱龍魯班文化節形象片《魯班是個外星人》）之后，（我）找到了一種視覺，就是你給了我一個最大的發揮的極限，這個做完之后呢，正好遇到了‘情書’（方太《油煙情書》）的腳本，因為預算和東方美學的事情，所以變成說，我們找到了那個紅星美凱龍案子里的方式去很純熟的用到了‘情書’，當時這兩部片子，外界的認可度都是很高的。”

紅星美凱龍《魯班是個外星人》

2016年春天還沒到來的時候，在東京歌舞伎町一番街的小酒館里，酒過三巡，周導舉杯對我說：“蔡萌啊，你現在在浪尖上，你要學會享受這個浪。”當時我是不明白的，后來想想，也許是因為人很難客觀的判斷自己在較大時間尺度下的處境。彬彬對于自己的紅，也是不以為然的，他覺得他只是“很對得住自己的那份努力”，在我一再追問下，他又給我講了一個故事。

“我會多少年都能記得那瞬間很開心的，就像你說的那種所謂變紅，是我得到第一份美術工作的時候。（那時候）彭文淳導演找我做制片，因為之前我幫他做過制片，他也蠻喜歡，小朋友嘛。那時我（剛好）決定不做（制片）了，他找我，我就想說，當面去感謝下他，我就去找彭文淳導演，我說導演不好意思，我不想做制片我想轉美術。（他說）那這條片你就是美術。啊，我覺得，天吶，就是那個感受——導演其實也只需要雙眼睛去幫他看東西（而已），因為以他的氣度他根本不需要一個說做成怎樣怎樣的美術嘛，他 hold 得住所有東西，所以他只是在幫你嘛，然后過了大概那條片之后的有一天，我突然在家里接到一個電話就是，（彭文淳說）彬彬我下個月有個片子叫你做美術，我永遠都會記得那個電話，我真的開心了一個星期。

不管多久，我回憶起那個時候，我自己雞皮疙瘩都能起來，就是太開心了，這個感受很難去形容，一種是獲得一份工作的喜悅，也是被自己特別尊重的前輩的認可，這個交織了很多的情緒——因為他在我心中是一個我非常尊重的人，他的修為也好，或者說他拍的片子也好，方方面面，他是（魅力）超出工作范圍的一個人，所以當他給你一份工作，你還很需要這份工作的時候，那種感覺...一直在激勵著我，鼓勵我往一個更好的方式去做。”

這個故事把我給講激動了，跟彭導朝夕相處拍片的日子歷歷在目，我也時時會感恩自己的點滴進步都來自于各個前輩的指點與提攜，而所謂的走紅，也許就是我們有幸坐在巨人肩頭放了個煙火，讓大家都看見了吧。

【好人好不好】

可以毫不客氣的說，對制作行業不夠了解的人對導演的認知基本為零。

導演不是那個坐在監視器后面喊 Cut 的頤指氣使的人，而是帶著幕前幕后所有人出發的公交車司機。等片子拍完發出去了，工作人員下車，觀眾上車，繼續向前，只要片子還在，車就不會停。也就是說，導演除了掌控所有制作人員的命運和工作的終極價值，也決定觀眾以什么樣的速度看到什么樣的風景。觀眾并不是上帝，導演才是。如果將導演的使命單純化——讓觀眾看到更好的風景，就是他們唯一該關心的。那么，如果為了讓你看到更好更刺激的風景，公交車司機超了速，撞了人，觀眾是否需要在意，司機本人又該如何自處？

我聽過太多不同導演的故事，印象比較深的是一個老導演拍奧運冠軍跳水，為了讓鏡頭更有沖擊力，他把水下的攝影機硬生生往前推了2米，也就是說，片子更好看的代價是運動員可能會因為撞上機器而受傷。最后拍出來效果的確很好，運動員也的確撞上了，還好沒有大礙，這背后的驚險與抉擇，車上的觀眾也許永遠不會知道。

當我把這個問題拋給彬彬的時候，他喝口水，格外嚴肅了起來，他說他“一直會想這個問題的”。

“我會看到一些我認為的好導演，然后我發現這些好導演身上都有一個特質，就是他們在工作的狀況下面都是無情的，這種無情不是說他要傷害人或者別的東西，（而是）他在規劃時間，取得自己想要的東西，然后做決定，他都是非常夠狠的。那種狠，狠到無情。所以反觀他作品的時候，他能把作品做的很極致。反過來說，今天彭導那種大愛，他做到了一個極致，有些導演其實他為人很暴躁或者是他平時出去都會打架或者性格很烈，它也是一種無情。我一直覺得我是一個很溫軟溫暖的人，所以這個（成為了）某種程度限制我在創作中成為一個好導演的鴻溝。那好人這件事情呢，我覺得這個完全不悖論的，我以前的網名就叫‘這個世界壞人太多’，后來我做了導演覺得不太合適...那縱觀來說，我的認知里邊，做好人是必須要的，就是你不管你成不成為個好導演，但這個做好人對做好導演這件事對你有沒有幫助，對我是有幫助的，因為我就是與人為善，這是一個我的一個人生哲學也是個工作哲學。”彬彬說完又猛喝了口水。

選擇做好人還是好導演沒有標準答案，但是每個導演都必須做出自己的選擇。我看到彬彬的選擇是果決而干脆的，當好導演和好人沖突時，他選擇做一個好人——“做好人能不能做成好導演，我覺得是加分的，從我的角度來說，我也希望自己更多是一個好人，然后（再）是個好的導演”。

在電影愛好者們津津樂道大導們為了拍片無所不用其極的時候，語氣里多半透著贊許和折服，不會有人在意這些敏感的家伙在內心做過的掙扎與選擇，更不會有人在意被公交車司機撞飛的小鹿。而每當我想起通宵拍小朋友的戲時片場里那些撕心裂肺的哭喊，都會讓我在寫創意的時候謹慎下筆，我知道每一個字背后都是別人的命運，某種程度上我也可能因此不能成為一個更好更純粹的創意人，但這一點都不重要，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