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回大城市，我終于活過來了
來源：浪潮工作室
撰文：陳小娜
出品：網易浪潮工作室
走親訪友、胡吃海喝的春節終于接近尾聲，先不管你又吃胖了幾斤，親友相聚免不了要互探一番隱私，而在一線城市工作的年輕人往往受到這樣的詰問：你在外面就掙這么點錢，為什么不回老家來工作？
你看到，在家鄉生活的同齡朋友、親戚已經結婚、生子，走上了人生的快車道，比來比去，你終于徘徊在崩潰邊緣，恨不得立刻飛回北上廣。
這篇文章將要告訴你，別再猶豫，趕緊逃回北上廣，大城市才是你最好的選擇。但如果你在家鄉有家族企業要繼承，就別往下看了。
你只缺一個公平的機會
每年你都可以看到類似的新聞，年輕人賣掉大城市的房子，回到老家住上了大別墅，但沒到兩年，又灰溜溜滾回了大城市，但手里的錢只能夠付首付了。
2015年春節假期結束后，全國5334萬北上廣深外來人口中12%的人在沒有再回來，廣東、江蘇、河北、山東、湖南、浙江的一些城市成為他們新的落腳點。但是，在諸多逃離者中，又有近三成人打算重返北上廣。
2015年北京一三輪車上的農民工 / REUTERS
你必須承認，逃回“北上廣”年輕人他們的選擇是對的。因為真的回到老家，你也不一定過得舒服，相反你還要背上更多的經濟負擔。
小城市想找好工作兩種情況，要么是“依托父母的關系”考上了公務員或企事業單位；要么因為“家里沒有關系”而找不到一個好工作而感到絕望；當然，你也可能因為小城市“關系社會”帶來的各種“關系債”痛苦不堪。
在河南新野縣，這個80多萬人的小縣城，基本由21 個政治“大家族”（副科級及以上超過5 人）和140個政治“小家族”（副科級及以上2-5 人）壟斷了公務員干部階層。沒有人脈關系，想在這里出人頭地，找個好工作，可能性幾乎為零。
大城市雖然競爭激烈，但是至少環境更公平，你更有機會找到合適的工作，賺更多的錢。不管你的理想職業有多小眾，在大城市你都能找到一處安身立命之所。
2015年10月26日，北京，農民工正在建材市場外等待工作機會 / REUTERS
想象一下，你在到處講關系的縣城，可以靠劇場演出或者劇場保安的工作養活自己嗎？就算找到了，你的父母親戚朋友也是一通大罵：怎么找那種亂七八糟的工作？
但在北上廣，沒有人嘲笑你，你可以靠自己的才華或雙手活下去。
文化部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全國有專業劇場873家，平均每10個縣級城市才擁有1個專業劇場，但一個北京就擁有多達數十個專業劇場。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專業劇場全年平均演出場次在100場以上，其他地區大約平均只有40場。
2016年6月16日，上海，第19屆上海國際電影節影迷購票踴躍 / 視覺中國
這就是大城市的意義。正如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愛德華·格萊澤所解釋的，在紐約、舊金山、芝加哥和倫敦等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有數百家為特定消費群體服務餐館，無論貧窮還是富裕，在這里你總能找到你吃得起的全球美食。
相反，春節城市青年回到老家，從大年初一就開始吃年三十晚上的剩菜。這跟你媽媽的廚藝高低并沒有關系，住在交通不便利的村里，點個外賣幾乎是不可能的，農村生活自給自足習慣了，下館子的幾率大大降低。
恰巧今年春節假期還包括了情人節，回到村里的Amanda、Joanna，連個體面拍照秀炫曬的地方都沒了，與戀人相隔兩地，只能來點“愛的紅包”在朋友圈助興。
日本東京的米其林三星主廚村田吉弘團隊正在工作 / 視覺中國
或許你可以在小城市偏安一隅，賺點小錢，知足常樂，但你是否考慮過你的孩子？在小城市生活的人有另一個特點，就是人生階段劃分得非常明顯，25歲結婚，28歲生娃，30歲步入中年。
經濟學中有一個衡量社會階層流動性的指標，叫做“代際收入彈性系數”，代表的是父母和子女收入的相關程度。如果代際收入彈性系數為1，這說明子女的收入完全由其父母的收入所決定，如果為0，則說明子女的收入與父母的收入毫無關系。
根據2012年美國《總統經濟報告》，中國的代際收入彈性系數高達0.6，在所有取樣調查的國家中排名第二，僅次于秘魯(0.67)。也就是說，中國子女的收入與家庭背景的關系緊密項鏈，階層固化的非常嚴重。
各國“拼爹指數”排行，中國高居樣本國第二 / 2012年美國《總統經濟報告》
或許你還保留著這樣的幻想，“是金子在哪里都會發光”，讓自己的孩子在小城市寒窗苦讀，再考上大城市的大學。事實證明，寒門出貴子只是窮人的一場夢，全中國教育資源最好的地方還是北上廣。
既然你決定了生孩子，就別讓他重復你的痛苦——在小城市接受最死板的縣中教育，早點到大城市、見世面才是最好的選擇。
有錢誰能干涉你生活
七大姑八大姨的“關心”里，最讓你敏感的一定是工資。
在一線城市生活，賺得多，但生活成本也高，1/3交給了房東，1/3納了稅，留下1/3茍延殘喘。即便如此，這1/3工資賺得也比小城市的人多，你脫貧速度比留在老家的老同學還是快了一點。
2016年12月17日，從上海外灘望去，浦東建筑物在霧霾中時隱時現 / 視覺中國
在京的外地人口中，數量最多的分別來自河北、河南、山東、安徽、黑龍江等省份，而這些地區的人均工資遠低于北京上海等地。北京市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為11.13萬元，上海為10.91萬元，接近平均工資全國最低三省份河北省（5.09萬元）、黑龍江省（4.88萬元）、河南省（4.5萬元）的兩倍。
2015年，全國職工月平均工資才5000元出頭，北京、上海的月平均工資已分別越過了8、9000元大關。
城市平均工資每提高1%，流動人口選擇北上廣的概率就將提高數百倍。對很多剛掙扎過貧困線、滿足溫飽的人來說，競爭壓力、環境污染對身體的傷害，遠遠不如賺錢要緊。
2016年01月19日，河南鄭州一建設公司，現場將百萬現金工資發給農民工 / 視覺中國
當然并不是所有在北上廣的人都能過上優渥的生活，2017年的數據表明，有相當一部分人在一線城市是找不到工作的。如果你只是想找一份工作，在二三線城市比在一線城市容易多了。
但即便如此，你還是得來北上廣。小城市能提供的工作機會大多以第二產業為主，而就業形勢最好的行業，基本上互聯網、金融保險為主，而這些行業發展最好的地方也都在大城市。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5年，年平均工資最高的是金融業11.47萬元，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11.2萬元，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8.94萬元。從分布上看，上海和北京恰好又是這些高收入行業最為集中的地區。
北上廣等一線城市工資高的現象不是中國獨有。在美國，大城市的大都會區工作的工人收入比不在大都會區工作的工人高出了30%；在日本，2013年6月首都東京的月平均工資比本州島最北部的青森縣高出13.3萬日元（約合8400元人民幣）。
2014年上海自貿區將迎來掛牌一周年，一名男子帶著女兒在江邊嬉戲 / 視覺中國
為什么大城市里的公司愿意付給你更多的工資？為什么公司要在人力、土地成本高昂的大城市里繼續做生意？
大公司知道你在這里生活不容易，要承擔更高的擁擠成本（交通堵塞和污染）以及高昂的住房成本，為了抵消這些成本，大公司必須給你更高更高的工資。
為什么大公司不逃離北上廣？唯一的理由就是，高工資體現的是高生產率。大城市里人口和就業崗位的高度集聚，為公司帶來的生產效率優勢，足以抵消這些成本。
日本神戶大學經濟產業研究所的近藤惠介舉了日本麥當勞的例子。東京和神奈川縣（人口密度僅次于東京、大阪）2014年的法定最低工資相差無幾，為每小時888日元和每小時887日元。當門店位于那些人口密度超過每平方公里7000人的地區時，麥當勞提供的工資就會超過最低工資。也就是說，城市越大、人口密度越高，麥當勞能享受到集聚經濟的好處就越多，因此就能提供更高的工資。
日本新宿街頭擁擠的人群 / 視覺中國
年輕人喜歡扎堆往大城市乃至北上廣跑，因為城市的集聚經濟帶來了信息交換和知識溢出，從而一勞永逸地提升人的生產率，進而帶來工資的增長。
這就是為什么，中國大城市里的農民工愿意放棄農田和家鄉安逸的生活，千里迢迢跑到大城市，以更高的生活成本換取將來更高的收入。
同樣的道理，如果你想在互聯網公司找份工作，北上海廣深、杭州等地更適合你，因為中國互聯網市值前20名的上市公司——如著名的三家巨頭“BAT”——就扎堆于此。截止2010年，世界500家最大的公司有256家已在北京進行投資。截止2013年1月，84家《財富》500強公司把區域總部設在了北京。
大城市你可以一直待下去
不止老家的親戚和父母，每一個在北上廣奮斗的年輕人都會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我要留在這里工作多久？什么時候才能買得起房？
同時，從2004年，一線城市陸續開始車牌搖號、限行，落戶政策就不用說了，花多少錢都難買一個北京、上海戶口，再到最近幾年的住房限購，表面上看是在為城市的環境、長遠發展做考慮，實際對一線城市來說，他們已經享受到了聚集人口帶來的規模經濟效益，懶得提供更多的公共資源，自然就開始大規模地趕人。
趕人效果不盡如人意。年輕人寧愿在大城市吸霧霾，也不愿回老家搬磚。
最早走的人，往往是底層勞動者，他們無法承受的是高昂的生活成本。換句話說，其他收入階層的人，在人生最能吃苦的時段，都留在了一線城市奮斗。奮斗的結果，和爸媽的財力，決定了他們能不能在一線城市定居。
2013年4月17日，北京，“蜘蛛人”在高樓間進行清掃作業 / 視覺中國
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才剛剛過半，在可預見的未來，涌向城市的人口只會多不會少。
世界銀行告訴我們，目前中國11個國家級城市群（諸如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只占10%的國土面積，卻擁有中國三分之一的人口，貢獻三分之二的經濟產出。世界銀行還預計到2030年，將會有10億中國人生活在城市里。
而且相比起其他國家，目前中國人口不是太集聚了，而是太分散了。
一半意大利人都“擠”在意大利8%的土地上，一半美國人都集中在最大的244個郡(county)里（美國郡的數量超過3000個），英國人大多分布在英格蘭的幾個主要都市圈，東京都面積占日本國土面積0.6%，卻生活著10%的日本人口，整個東京都市圈面積也不大，人口能占到全日本的三分之一。
雖然整個日本人口數量在減少，但東京都的人口卻在緩慢增加。能解釋這一現象的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城市集聚帶來的好處遠遠大過那些微不足道的成本。
城市的承載極限不過只是杞人憂天。首先是城市的土地面積、物理邊界，全球所有主要城市都在向外擴張。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上海的土地面積增長超過了人口增長，使得城區的人口密度在2000年-2010年下降了20%。所謂的極限到底在哪里呢？
2015年9月20日，北京，通州潞城被雜草吞沒的地鐵站 / 視覺中國
更何況中國城市還有大片大片“不務正業”的土地，北京、上海分別有2000多平方公里、1800多平方公里的耕地，上海隔壁的蘇南地區情況也類似。任何一個稍微了解經濟學“比較優勢”概念是什么的人，都會嘆息：在這些寸土寸金的地方保留這種土地，簡直是暴殄天物。
其次是城市的人口，隨著人口不斷涌入，中心城區的人口密度并不會無限增加。換句話說，外地人主要還是住在城市外圍和邊緣。
美國城市規劃專家溫德爾·考克斯（Wendell Cox）指出，1950年-2010年，美國紐約95%的人口增長都來自中心城區外，洛杉磯則是85%。這60年間，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100%的人口增長都發生在中心城區外。
北京、上海、廣州佛山、深圳也不能例外，過去十幾二十年，絕大多數人口增長都沒中心城區什么事。
2012年11月28日，北京下班高峰，一輛載滿農民工的班車行駛在大山橋下 / 視覺中國
即使沒有“疏解人口”政策，中心城區的高生活成本自然而然會抑制人口流入，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中心城區的外圍，外圍的外圍。認為“城市（特別是中心城區）會被擠爆”純粹是多慮了。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城市管理者會以嫌棄人口太多為己任，除了中國。由于中國的生育率已經接近世界最低（有學者認為已經是谷底），當哪天城市變得無人問津時，不知道城市管理者是會笑還是會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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