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不上班的寫作者
來源：豆瓣@氦一五
作者：明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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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生活都是萬千生活中的一種，我們為什么要贊美一種而貶低另一種呢？
年前，我開始做一個“自由創作者”的選題，找到了三位來自不同地方的自由創作者，她們都是女性，也都在這段自由的時間里堅持寫作，我試圖找尋她們身上一些更深層次的共性。
她們中有人保持這樣自由的狀態已經多年，目前依然如此；有的人準備暫時放下這樣的狀態，尋找另一種形式的生活；還有人和我的態度類似，有一種矛盾卻向往的態度。
無論是哪一種生活，就像是《瓦爾登湖》里說到的，“親愛的孩子，所有的生活都是萬千生活中的一種，我們為什么要贊美一種而貶低另一種呢？”
它們都有其存在的價值，而記錄這些不同的生活，在我看來，卻最有意義。
袁瑋
杭州，自由創作者
“每年5月之前，山上會開杜鵑”
冬天的時候杭州下雪了，袁瑋從屋外拿了一捧雪回來，捏了個小冰人放在自己的書桌上。她將兩大塊杉木整板拼在一起，刷了一遍木蠟油，就成了書桌。
桌上擺著印版畫用的油墨和大理石板，電腦和日歷，仔細點去看，還有許多版畫工具、裝筆的盤子、刻刀等等。
在她家里，很多的家具都是她自己做的，書桌、餐桌、以及她稱之為“餐廳的寶座”的木凳，房子以前的主人是一對國外夫婦，他們買了很多木料在家做家具，他們走后，剩下的木料都由袁瑋承包。
幾年前的一個紀錄片里，我就見過袁瑋這座在杭州茶山上的院子。它坐落在半山腰，整個村莊依山而建，她住在村子最高處。
出了院門，有一條蜿蜒曲折的小路，兩邊是明亮低矮的石頭房子，她拖著一大束花枝從山上走下來，像意大利小鎮深處的畫面。
她后來說那是杜鵑花，每年5月之前，山上會開杜鵑。
袁瑋自己做的書桌
袁瑋捏的小冰人兒
追溯她自由的狀態，也許需要漫長的一段講述，但說起來也就幾句話，“22歲到25歲正兒八經地工作，25歲到26歲開了兩家店，26歲就什么都不干了。”
這些時間對于她來說，只是一個坐標而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從她少年時站在西單天橋上聽那些各地來的流浪漢們唱著歌，自由的狀態就開始了。
她先在媒體工作，而后開店，“不想討好讀者”、“對絲巾怎么搭配這種選題沒興趣”、“賣東西還不如裝修有快感”…...
很多個人化的原因，讓她遠離日常意義上的朝九晚五。
26歲的最后一段時光，她在北京過得混亂又迷茫，揣著口袋里僅剩的16塊錢和朋友出去吃飯喝酒，“一個星期后，身上還剩16塊。”
從北京離開后，她先去了云南。
在大理那段時間，她每天中午起床，跳到洱海里游泳，起來坐在岸邊把自己晾干。陽光很好，她黑得很快。
有時候也在院子里寫小說，寫累了，就抽根煙。
“有一天我突然關注了一下自己的情緒。咦？我為什么既沒有開心的感覺也沒有失落的感覺。我當時發現了這種狀態就覺得，世界好大，我還有機會走更遠。”
2011年袁瑋在云南
幾番周折她去了杭州，在茶山上找到一個房子，一直住到現在。
袁瑋每天的生活很簡單，寫詩、畫畫、看書、刻版畫，有時也會一邊刻版畫一邊看電視。
幾乎不出家門，一天的時間被分布成起床、洗澡、收拾房間、弄點吃的、工作，然后吃晚飯、再工作、直到睡覺。
她作息并不規律，“作息規律是統治者的迷信”，因此晚飯的時間也不固定。
每日晚飯各異，很多食材是朋友從各地寄來的，汕頭的魚冊、湖南的辣板魚、四川的香辣腸、杭州的咸肉…
她把各式菜肴拍下來，命名為《神學是一場寫真》。
在她看來，人們把未知科學統稱為神學，廚房是家庭中出現化學、物理最高的地方，但主婦并不懂這些，因此稱為“神學”。
“神學是一場寫真”20180217
袁瑋在廚房里
她在工作上隨遇而安，寫詩不掙錢，版畫也是從去年才開始做，也會接點零工，做些小活兒，還因為興趣做過幾年職業占星師。
所有的事情都是自發出現，她也就任由它們隨意長著。
去年，她為【正午故事】里的很多文章做插圖版畫，其中兩本出版的合輯也用她的版畫作品當封面。
“大概是葉三哪根筋搭錯了，我從11月13號開始刻版畫，25號就被叫著籌備正午的封面版畫。”
她和葉三在新疆的一次活動認識，由于性情相近，她們很快成為朋友，而后去喀什采訪也一直一起聊天。
“她說了我就懂，我去畫去寫，她選，很合拍。我非常喜歡葉三的性格，我猜她也挺喜歡我。”
她的版畫有一種肅穆卻荒誕的氣息，有一幅畫是一個武工隊一樣的女孩在閣樓下揮著鐵鏟，畫名叫《今天天氣好，我要埋掉我叔叔》。
“有錢的時候買30塊錢一張紙畫畫，沒錢時候買1塊5一張紙畫，再沒錢就找紙盒子畫，喜歡畫畫怎么不能畫啊？反正對抗生存問題的時候，我覺得并不困難。”
微信上她叫“一大群袁瑋“，袁瑋不是一個人，由一個蓬勃的原點爆發，而后裂變出各式的。她遠遠地站在后面，這一大群人，有的畫畫，有的寫詩，有的鋸木頭…...她準備看看，她們還會干點什么。
袁瑋版畫作品《死亡日記》系列
梅冬陳
西雅圖，自由編輯
“那天天氣不錯，他們拿著花走在路上，就很美好”
“紙托邦”是美國人Eric建立的一個將中國文學作品翻譯成英文的線上聯盟，他是將王小波作品翻譯成英文的第一個外國人，他的妻子梅冬陳2015年開始，和他一起成為了自由職業者。
他們做出版活動、翻譯項目，也買書做出版，除了幫丈夫處理一些工作外，她也會零散地與出版社合作，做編輯或者接一些翻譯。
在此之前，她在北京上了四年班，在一家出版公司做編輯。
在“有結構的體系內”工作讓她感到壓力，甚至遲到都成為具有負罪感的事。辭職的念頭在腦海里徘徊了兩年，終于在Eric工作量增加需要幫助時，她決定辭職。
雖然注冊了一個公司，他們依然定義自己是“自由職業者”，公司的存在只是為了讓一些合作更方便。
不論中美差異多大，在譯者的生存狀況這一點上，卻意外地統一。不論是梅冬陳作為一個曾經的出版編輯來看，還是根據Eric各個譯者朋友普遍的狀況。文學譯者的財務狀況普遍都“并不怎么樣”，“即使是最棒的譯者，擁有各種資源，不會有日常生活的壓力，也都不會有太多存款。”
梅冬陳說的是國外的譯者，中國譯者的狀況更堪憂。我們說到黃燦然，目前中國最有名的文學譯者，依然在深圳的一個小鎮上生活，生活并不富裕。
他們在北京時住在白塔寺旁邊的一個小四合院里，晚上在家有時放電影，便叫上住在隔壁的朋友一起看。
《人物》雜志采訪Eric
梅冬陳與丈夫Eric
2016年底，他們從北京搬到西雅圖。
他們都在家上班，但彼此不在工作時相互打擾。她的書桌在臥室里，左手邊有一個窗戶，透過窗戶可以看到鄰家的街巷。站在Eric的書桌前，可以看到連綿的山云與樹林，所以他們有時會為書房的桌子誰用爭論一番。
早上八點到十點，是她固定的寫作時間，做編輯時寫東西只為工作，反倒辭職后，參加了寫作興趣班，她會寫些詩歌與小說。
她的詩歌有靈氣，充滿了一種獨特的語感和不知從哪里來的鄉野氣息，一種野蠻卻被壓抑著的生動。最早，我也是通過寫詩才認識了她。
這段時間里，她有時寫上幾千字，有時也會一個字也寫不出來。在她看來，生活中依然需要一些“結構性支撐”，寫作的時間被固定下來，對于她來說是很必要的事。
午飯后的時間她主要用來處理手頭上的工作，目前她手頭上有一兩個翻譯項目、跟兩本書、一本國內雜志的流程管理，偶爾也會管管賬。
華盛頓大學離她家很近，她有時也會去校圖書館看書寫作
梅冬陳在家中的辦公書桌
西雅圖的物價比北京高很多，他們的壓力也比在北京時大一些。
雖然對于自由出版人的選擇有所準備，對于譯者的生存狀況也非常了解。現實生活依然具體，一餐一飯所具備的摧毀力，有時大于文學中的所有震撼詞句。
生活在國外、資源在國內的狀況有些限制她，梅冬陳在采訪中說，也許之后會換一種狀態工作。
她最近在學畫畫，準備拿到綠卡后找個全職工作去做設計，“簡單的全職工作，可能會更適合現在的我”。
她和Eric前段時間在西雅圖補辦了一個婚禮，儀式不大，那天天氣不錯，他們穿著大衣走在路上，朋友們拿著吉他與鮮花，大家都笑得很開心。
梅冬陳與Eric在西雅圖的婚禮
薇卡
深圳，編劇
“就像是因為這個人是個好人就跟他結了婚”
我和薇卡再一次見面是在一年后，在此之前，我們有五年沒見了。
年后時，我因開會到了海南，她是海南人，過年歸家，便從東方坐動車去瓊海來找我。她帶來青芒果和蝦醬，我們坐在陽臺邊用青芒蘸蝦醬，海風有些大，我們一邊吃一邊說話。
她跟我講到自己最近寫的劇本，深圳三代人的故事，老一代偷渡過港的情侶、在米蘭掉了一袋裸鉆的代購者…她慢慢地講，而后開始分析故事文本銜接的不足，表情很專注。
如果不說，大概想不到她之前做過好幾年的時尚雜志編輯，更想不到她之后顛沛流離的職業生涯。
在深圳羅湖最著名的寶石加工聚集地，和別人商量著怎么為鉆戒公司出品牌方案；在公司上班時，和朋友們合伙開了一家小小的咖啡館，早晨六點出門，凌晨一點才回家…...
我們聊天的陽臺
去年正式辭職后，薇卡從深南大道搬到了梧桐山。梧桐山在深圳算郊區，與香港新界山脈相連、溪水相通，雖然離市區遠，風景卻好。
她保留著從前上班總會提前起床的習慣，每天七點多起床去山上走一圈，她住的房子在半山腰，出門就有供行人上山的步道。
等她從山上下來，天大亮了，她會拐去就近的市場里買蔬菜和水果，順便跟熟悉的攤主聊聊天。
去年，她接到了朋友介紹的劇本項目，由于所需的工作量很大，她就將手頭上的全職工作辭去了，“我做事投入度很高，如果是喜歡的事情，我必須百分百投入”。
后來手頭上的劇本項目，因為資方的原因不得不停下來，她卻沒有再回去上班。
“為了收入去上班，無法最大程度實現我的夢想，就像是因為這個人是個好人就跟他結了婚，耽誤了他，自己也不痛快。”
梧桐山與她的早餐
回顧這幾年的職業生涯，她曾有一段時間不再從事文字工作，卻依然保持著對寫作極為純粹的熱情。
在她離開主流媒體很久后，有一個雜志和她約稿，對方只是草草說了選題，她覺都沒睡凌晨四點趕出來，早晨編輯收到稿子，告訴她可能需要的是另一種風格，她兩小時之內又交了稿。
“對文字這種記錄形式的熱愛，在我遠離了雜志和編輯以后，依然很強烈地存在著，我是真的很喜歡它。"
現實依然殘酷，她依然需要尋找妥帖方式，她一邊堅持，一邊也有點泄氣。
“那一次在水貝，我和幾個人在一個很破舊的小樓里，商量著為一個鉆戒公司出品牌方案，同來的幾個人有一位和我的境遇竟相同，他曾給LV畫手稿，是很有天分的插圖者，大家在這里認識，有些傷感，卻又奇妙。”
她說的情景讓我想到了《色戒》里易先生給王佳芝買粉鉆的地方。
狹小逼仄的小樓，灰暗的白熾燈照著鑲鉆戒指，昂貴之中也有一種日常感。但在這個場景里，卻有一些不同于此的亮光在角落，像是理想主義的微弱光芒，卻比這個字眼更平易。
她并不認為自己這樣做多難得，只是覺得也并無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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