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一年到頭帶便當上班的年輕人
來源：中國三明治（china30s）
作者：李依蔓
今年三月，曉沁跳槽到位于上海原法租界里的一家廣告公司。
入職前，她仔細盤算了工作午餐可能的花銷，發現在公司所處的市區核心位置，想依靠可靠的外賣或堂食解決吃飯問題，每天人均消費可能至少需要50元。
她沒怎么猶豫，就決定以后午飯都自帶便當。
跳槽前，曉沁在一家美食媒體工作，辦公室里有廚房，同事們常會做飯和大家分享。美食行業的人廚藝不錯且對成品要求極高，即使在同事眼中是失敗作品，曉沁也覺得味道超過一般水準。因為做選題的需要，辦公室里總有大小試吃會，正餐零食不斷貨，曉沁從不需要擔心午餐怎么吃，唯一需要擔心的是因為吃太多體重增長了不少。
但新工作要帶便當，就首先要有便當盒。淘寶上的便當盒光材質就有玻璃、塑料、不銹鋼、陶瓷、木質、稻谷殼十幾種，價格也從十幾塊到幾百塊不等。曉沁在知乎上查了查關于便當盒的推薦，選擇了198元、號稱使用PBT塑料的一款，希望在安全性上獲得更多保障，畢竟這是每天都要使用的物件。
她還下單了一款空氣炸鍋，加上原有的一口小鍋和電飯煲，是她認真研究后最適合自己的工具組合。
“都是因為貧窮……”曉沁半開玩笑地把帶便當的行動，歸結于想省錢。省下來的錢，曉沁更愿意用來旅行、看展，和朋友去吃一頓高品質的米其林日料，或者干脆存起來。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之一是鋁制飯盒，無論上班還是上學，人人都背著一個飯菜混裝的長方形金屬盒子。那個年代，下館子是奢侈的，以盒飯形式出現的便當，是缺乏生活選擇和經濟條件的被迫選擇。
2013年是中國外賣O2O市場的”雞血元年“，這一年，淘點點成為阿里獨立的業務事業組，”到家美食會“、”餓了么“等等外賣品牌獲得融資，2014年美團、百度紛紛上線外賣板塊，搶占大熱的O2O市場，身著不同外賣品牌的外賣員穿梭于街頭，一時間營銷戰硝煙四起。
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年輕人，幾乎全都習慣了點外賣的生活。上班族們只需要在手機上做幾項選擇，便有商家把經濟實惠的餐點在短時間內送上門來，豐儉由人。
帶便當似乎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
曉沁記得，剛入職時自己是全公司為數不多帶便當的”異類“。
便當拯救了她的“晚睡拖延癥”
每個工作日早上，曉沁6、7點就起床，吃過前一天晚上熬好的雜糧粥，開始準備當天便當。
把提前用鹽和黑胡椒腌制好的雞腿肉、雞胸肉或牛肉，連同作為主食的紅薯、紫薯或玉米一同丟進空氣炸鍋，另一口鍋里加水，等待水開的期間清洗蔬菜并切好，蔬菜燙一下便撈出來，裝進便當盒，加入沙拉醬。一般這個時候，空氣炸鍋里的肉類也烤好了。
這樣一份有主食、肉類、蔬菜的便當，整個制作過程不超過30分鐘。
帶便當的3個月以來，曉沁算了一筆賬，每月在餐飲上的支出不過幾百元，就可以讓自己吃得很不錯。而辦公室里每天都點外賣或出去吃的同事，每月光工作午餐的花費就要1000-2000元。
即使之前從事美食相關工作，曉沁自認為不是一個對食物有濃厚興趣的人，吃飯于她而言，只是”不讓自己死去“的事，因此需要高效解決。每個周末，曉沁都會提前構思好種類，采購一周做飯所需的蔬菜、肉類，周一到周五則按照規劃嚴格執行，每天午飯的內容一模一樣。
和曉沁不同，每天阿月著手做便當前，完全不知道自己會做出什么來。
她早起做便當的步驟是這樣的：拉開冰箱門，檢閱一下食材，憑心情挑出幾樣最想吃的，能生吃的就洗凈切好，需要焯水的再單獨處理，擺盤碼好，用手機拍照。阿月很享受制作便當時創意迸發的感覺，就像在從事一項藝術創作。
阿月做便當的初衷，是不降低生活質量地減肥，讓自己吃得健康，也要吃得好。身高160左右的阿月，去年體重在130斤左右，身體質量指數BMI值屬于偏胖類型。一開始她采用“白水煮一切”的方式來管理飲食，不攝入任何油鹽，配合鍛煉，體重很快有了變化，但這個過程讓阿月并不愉悅，總覺得是在“熬”。
今年過年后，阿月正式決定自己做便當。和父母一起居住的她，曾有一段時間帶父母為她準備的便當。但父母一輩的飲食習慣重油重鹽，一時間很難調整，并不適合有減肥需求、必須吃低鹽少油的自己。
低鹽少油，意味著菜只能用最基礎的方式進行烹飪，焯水、蒸熟或簡單煎制，雖然比“白水煮一切”要有味道些，但畢竟不如重油重鹽的做法香。怎么讓吃飯這件事，變得既健康又有趣？阿月發現“擺盤好看”是一大利器。
阿月的每份便當都會認真擺盤
主業是天津一家私企財務的阿月，副業是一名攝影師，對于造型、色彩搭配有很好的審美。便當的食材準備好，她憑感覺就能擺出漂亮的造型，比如不同顏色的食材要歸做一堆、食材可以切成不同的形狀方便拗造型，基本上如果食材里有三種以上的顏色，整齊地碼放起來，就不可能不好看。
擺盤好看了，拍照就好看，照片好看了，看起來就有食欲，有食欲就會吃得開心，如果有人夸贊照片拍得好就更開心，做便當、吃低鹽少油的便當就更有動力堅持下去。
即使身為攝影師，阿月堅持每天只用手機拍便當，每天固定一塊餐布、一個角度，沒用專業攝影設備，”不然就會花更多時間，影響做便當的初衷了“。并且因為攝影師的身份，阿月也更難對外賣的安全性產生信任，把食物拍得好看是一回事，但食物究竟是怎么做出來、怎么送到自己面前的，又是另一回事了。
在開始過上做便當的生活后，曉沁和阿月都意外地發現，不僅身體因為規律、多樣化的進食變得更好，作息也變得正常了。由于第二天要6、7點起床準備，前一天晚上就不可能晚睡，以前因為攝影副業修片常熬夜到2、3點的阿月，因此挽救了自己的晚睡拖延癥。
帶便當的職場社交尷尬
曉沁不知道公司帶便當的人越來越多，究竟和自己有沒有關系，總之入職三個月以來，帶便當的人從只有她和一位實習生，到5、6個人要定個會議室一起吃，分享各自的食物。
但帶便當的人，總免不了受到職場午餐社交的影響。
剛入職時，曉沁曾被領導叫去共進午餐，不好推辭只能去，把便當留到晚上。或者也有這樣的情況，明明當天帶了便當，同事卻熱情邀請她和自己一起出去吃。
在幾次晚上吃掉因為職場社交而放棄的午餐，導致吃多了腸胃不舒服后，曉沁堅定了”不管發生什么，午餐便當就一定要中午吃完“的原則。即使是和同事出去吃，她也會把便當加熱后帶到餐廳，同事點餐，她吃自帶，目前倒還沒接到過餐廳不許外帶食物的抱怨。
如果遇上公司應酬，已經習慣清淡飲食的阿月會顯得有些尷尬，既不能在飯桌上單獨給自己叫一盤菜，也不好在客戶面前挑三揀四地吃，省得落下”裝什么裝啊，難道還差這一頓嗎“的責備。她只能偷偷準備一小碗白水，把菜在水里涮一遍再吃。
但大部分時間里，阿月還是一個”吃獨食“的人，因為辦公室里只有她一個人帶飯，一般就在座位上默默地吃。她習慣在午飯前把早上拍好的便當圖發在朋友圈，作為一種小小的儀式感，而同事們過了一段時間才發現，阿月發的圖就是她每天在吃的便當，在那以前他們都覺得可能是阿月從網上下了些美食圖片。
阿月每天早上都會為便當用手機拍很好看的照片
時間長了，開始有同事來問阿月，能不能給她點錢，讓她幫忙多做幾份？但后來也沒了下文。阿月覺得大部分人還是停留在嘴上說說，想吃得健康，卻懶得動手也懶得琢磨。
阿月許多久未聯系的朋友，因為她持續曬便當這件事而重新和她熱絡起來，比如沉寂許久的初中同學們突然有一天拉了個群，開始討論起關于健身和飲食的事，彼此交換經驗。越來越多人來詢問阿月，要怎樣才能做出照片里那樣的便當，怎樣吃健康，怎樣搭配好看。
但最讓阿月感到開心的，是她持續發便當照片這件事，讓打趣她肯定堅持不了多久的朋友們，慢慢跟著她改變飲食習慣。從前的朋友聚會是滿滿一大桌子肉菜，只有阿月一個人”吃草“，現在大半個桌子都是素食或低鹽少油菜肴。他們發現蔬菜不需要油鹽，甚至生吃都是甜的。
苦手的便當之路，是辦公室午餐社交的另一種體現。
兩位同事是和苦手長期一起吃飯的“飯搭子”，以前常一起吃單位食堂。但食堂的午飯品類雖有十幾種，能被她們仨接受的只有6、7樣，其他菜都被列入“難吃”范疇，她們就著還湊合的菜勉強吃了一年。
苦手的第一頓午餐
趕上外賣蓬勃的時期，苦手和同事經歷了訂外賣、嫌棄外賣太油、重回食堂、發現食堂還是一樣難吃的過程。走投無路之下，苦手從今年4月開始決定自己做便當，兩個“飯搭子”立刻響應，按照市面販賣的“低脂輕食便當”的標準，每人40元，向苦手繳納“伙食費”。
于是苦手成為了辦公室里的小型“便當供應商”，主打“低脂午餐，不是只能吃草”特色。
每天下班后，苦手就到菜市采購適合做便當的蔬菜、菌類，比如西蘭花、蘆筍、土豆、金針菇。水果蘇打水是網店直接送到辦公室，魚蝦肉類在網上提前買好。回家吃完晚飯，花半個小時的時間苦手就能準備好第二天三人左右的便當。在家幫忙照顧孩子的公公婆婆會特地幫她鹵些牛肉、雞胸肉，多包一些餃子，怕苦手一個人做不過來三個人的飯量。
便當的網紅經濟學
雖然帶便當上班并不是主流，但在豆瓣”愛心弁當·便當sweet house“小組里，至少有7136名組員和曉沁、阿月、苦手一樣，將便當作為自己的一種生活方式。
作為豆瓣便當主題人數最多小組的組長，JC成立小組的起因是一部電影。那時JC剛失戀，看了一部叫《絕對彼氏》的日劇，男主角常為女主角做便當，這讓JC覺得特別溫暖，似乎便當不僅僅是一頓飯，而是能把家里人的”心意“或”存在感“傳達給吃飯人的一種媒介。此后小組人數逐漸自然增加，2013年左右出現了更多把便當認真拍照、擺盤的組員。
從功能性上看，便當是為了滿足不能在家吃飯的餐飲需求，其中主要是工作日午餐。大部分的職場白領必須離開家門，去往特定的工作地點，吃飯尤其是午飯成為需要在外解決的事——如果不是自帶，那就必須食用家庭以外場所提供的餐食。
便當成為網紅現象之一，是曾從事生活方式媒體編輯工作的Lilac在自己朋友圈里觀察到的。她發現有許多自己曾采訪過的“日系”美食領域達人，近一年來紛紛在曬用好看的便當盒為自己或家人做便當的圖片。
作為一個非常容易被“種草”的人，原本計劃用做便當降低生活成本的Lilac，斥200元“巨資”入手了一位網紅推薦的便當盒，據說曾獲得紅點設計大獎，即使她明知道有密封不完備、容易有水漬等等缺點，也只能用“200塊錢的便當盒，用10次就折合每次20元，就不算虧”來安慰自己。
但每次準備便當時，Lilac需要操心不能做湯汁過多的食物以免湯汁漏出弄臟包包、面對一水池油膩的鍋碗瓢盆不想清洗等等問題。另外如果帶了便當，就多出一個手提包，加上原本上班的包包，無論騎共享單車還是擠地鐵都不太方便，Lilac還發生過因為地鐵擁擠而把便當包里雞蛋擠爆的尷尬事件。
結果幾個月下來，耗費“巨資”的網紅便當盒上線機會并不多，和她因為其他食物網紅購買的烘焙用具堆在了一起。
如今當我們使用“便當”這個詞時，或多或少和日本文化有關。
“便當”一詞來源于日語“弁當”（bentou），意為可攜帶的盒裝餐食，但”便當“在源頭上是中文，本意可以追溯至南宋，指代方便、便利的東西。在日本，“弁當”擁有超過1000年的歷史，從最初的勞動者、武士攜帶的飯團，貴族外出享用的裝在漆器盒里的餐點，到觀看歌舞伎表演時食用的”幕間便當“。
在電影、電視劇、出版行業，日本便當或飲食文化的影響也清晰可見。
近年來許多當紅日劇、日本電影以食物為主題，例如《深夜食堂》、《南極料理人》，即使不是食物主題，也常會出現主人公為家人做便當或吃便當的情節。
2013年，在北京居住的日本作家吉井忍出版了《四季便當》，收納了自己為中國丈夫制作便當的感悟，并附上菜譜，一舉成為豆瓣、亞馬遜閱讀榜單排行TOP1，此后與便當相關的圖書、雜志主題策劃也越來越多。譬如近期出版的食帖《便當靈感集》，采訪了以日本為主的多位海外便當達人，頗受年輕消費者的歡迎。
曉沁想起自己在英國工作時，英國員工早餐吃塊餅干，午餐吃冷的三明治，可以等到下班后再去吃頓好的，作為一天里唯一一頓正經飯。辦公室里十幾名員工，只有自己和幾位亞洲員工會帶需要加熱的便當，似乎這是一種“亞洲特有風俗”。
但對她而言，做便當意料之外的好處，是建立起一種獨特的生活秩序感。
“作為‘外地務工人員’，對人生本來就沒有多少能掌控的地方，如果房東有一天讓我搬走我立刻就得走。”而做便當讓充滿變化的日常變得些許可控，至少可以控制吃什么、幾點做、怎么做。
做便當這件小事，讓她的生活有令人安心的儀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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