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希望通過他們，透析我們時代的職場變化。

來源：36氪（微信號：wow36kr）
作者：王海璐
題圖選自韓劇《未生》
原標題：咪蒙5萬助理、奇葩說選角導演、滴滴大管家、360安全黑客，4位互聯網新人「勵志但不雞湯」的職場故事
數英對內容有所編輯

本文長約14000字，閱讀需要19分鐘。

傳統經濟時代的職場規律正在瓦解和重塑。

在創業的早期階段，職場新人和實習生被大量啟用——顯而易見，他們成本低、能吃苦、聽指揮，性價比高。但不同之處在于，在“人少活多”的創業公司，他們和正式員工擁有同樣的機遇，負擔相同的責任。一兩年后，其中的佼佼者已經可以獨當一面。他們被管理層信任、重用，有的還沒畢業，就被高薪聘用。

這一點也普遍適用于互聯網行業中。這個多變、每家公司都唯恐被時代拋下的行業中，公司們總要折騰新業務、新項目。新項目成立之初，一系列風險及不確定性促使公司更傾向于雇傭大量新人及實習生。尤其重要的是，他們能夠適應項目早期的各種變化——互聯網評論家keso說，互聯網這個行業，是一個需要向后輩學習的行業。

這都使得職場新人的成長周期大幅縮短了。他們在極短的時間內超越了自己的同輩，又超越了前輩，成為互聯網公司重金聘請的職場大牌新人。

最近最著名的案例，就有咪蒙月薪5萬的助理黃小污。除了黃小污外，我們還采訪了米未的選角導演高嘉程，這個90后的年輕人貢獻了入圍《奇葩大會》選手中三分之一的名額；1995年出生的安全黑客單昊奇，他主導了央視315晚會信息安全環節的項目；22歲入職滴滴，成為滴滴第9名員工的張藝梅。

——這些故事大多激動人心，但這并不是一篇職場雞湯，這些年輕人也會遇到自己能力的邊界，也會遭遇挫折。

但他們的故事，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職場變化的一個可喜的縮影。

1

“老板，你瘋了嗎？怎么給我發那么高的工資？”

黃小污 | “咪蒙”內容總監

黃小污是在周六早上7點鐘回到家的。因為討論近期的一個項目方案，她和內容小組的10個90后一起加班到天亮。他們總共叫了4次外賣：一次燒烤、一次小龍蝦、一次冷葷速食和一次麥當勞，這才熬過了漫長的一夜。

小組的成員很多是新加入的，第一次通宵加班竟然還發朋友圈“炫耀”。“每天都感嘆我們公司好像邪教，每個人都好燃。”黃小污說。

不久前，咪蒙在接受采訪時不經意地提到，自己的助理月薪5萬。瞬間引發了一些自媒體大號的關注。“咪蒙”公眾號的粉絲數和閱讀量甚至都因此躍升至新的層級，晚上推送后，第二天早上打開流量能穩定在150萬左右。

“我的助理都成熱點了。”咪蒙發文章感嘆。并再度稱贊了自己的兩位助理——89年生人的黃小污和93年的安迪，這兩位年輕女孩如今是咪蒙團隊的核心支撐。

實際上，黃小污早已經不是咪蒙的助理了。去年3月份，咪蒙把公司從一棟居民樓搬到望京soho，同時開始招兵買馬、擴充團隊。那個時候起，黃小污就成了內容團隊的“主管”。不久后，她又正式升任為“內容總監”，管理著10人左右的團隊，輔助咪蒙找選題、跟熱點，修改標題、段落和句式。 

黃小污還親手搭建了咪蒙團隊的“新媒體資料庫”，如今收藏著上萬條從各個公眾號摘錄的好標題、好句式等。實習生入職2個月，通過學習這些語料，起的標題就能跟老員工不相上下。黃小污對此頗有成就感。

黃小污是個身材嬌小的廣東女孩，原名黃穎鳳。咪蒙有時候跟她開玩笑，叫她“阿鳳”。“誰要是覺得自己名字土，只要我一說出我的真名，她們就會覺得自己名字超級洋氣！”

黃小污畢業于深圳一所普通高校。研二的時候，她到《南方都市報》實習，認識了當時還在這家報社做編輯的咪蒙。離職創業前，咪蒙在這家報社工作了12年。

在報社實習沒有工資，咪蒙曾經自掏腰包，每個月發給黃小污3000塊錢。那是咪蒙在《南方都市報》的最后2個月，她已經開始著手籌劃影視公司的項目，為此找到黃小污幫忙搜集劇本素材。實習生的能干和老板的有趣、慷慨，令她們互相都對對方留下了好印象。因此，2013年，咪蒙創業，第一個就想到了黃小污。

深圳蛇口的一家火鍋店，隔著白色的騰騰熱氣，咪蒙跟黃小污聊起自己“做一個成功的影視劇”的夢想。她的先生、合伙人當時跟她坐在一起，氣氛很是輕松愉悅。受到賞識的愉悅再加上“被老板的人格魅力吸引”，黃小污欣然接受了邀請。

畢業之后，黃小污就來到咪蒙的影視公司擔任編劇，負責撰寫一些輕喜劇的臺詞。在2014年11月，公司正式注冊成立之前，她們就在各個咖啡館討論劇本。后來咪蒙在深圳歡樂谷附近的一個高檔小區租下了一套公寓，站在公司的陽臺上可以眺望到歡樂谷的過山車，聽到人們的尖叫聲。

這家影視公司，也像“過山車”一樣，在成立10個月后撐不下去了。400萬的融資即將耗盡之前，咪蒙去了一趟北京，一天晚上10點多，她給仍在公司加班的黃小污打來電話，“我們搬去北京吧。”

黃小污當時站在陽臺上，聽咪蒙興致勃勃地講述北京的機遇與野心。四周漆黑一片，她一邊聽一邊刷刷地掉眼淚。

黃小污是土生土長的廣東人，在深圳有個相戀多年的男朋友，如今已經注冊結婚。在那個時候，她最大的顧慮就是與“家屬”兩地分居。

黃小污和咪蒙有著相似的原生家庭。她的父親習慣性出軌并且重男輕女，母親作為家庭主婦，依賴父親作為唯一的財務支撐，曾經一度陷入抑郁。黃小污長大后，總想自立自強，為母親撐腰。她和咪蒙在公司里經常討論的話題之一，就是“攀比誰的爸爸更渣。”

因此，當咪蒙決定搬去北京時，黃小污愿意跟著她一起冒險。

“留在深圳那就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生活，來北京就感覺很刺激，很精彩。”

2015年10月，咪蒙解散了深圳的團隊，當著公司所有人的面大哭了一場。然后帶著包括黃小污在內的7個人，來到了北京。

前途未卜，她沒有許什么諾言，而是直接告訴他們：“公司有可能半年之后再次倒閉。所以工資很低，我只能保證你們不餓死，不流落街頭。”

事實也確實像她預判的一樣。咪蒙在北京最早的落腳點是朝陽大悅城附近一間三室一廳的公寓。8個人吃住、工作都在這里。兩個女生擠在一張床上睡，三個男生睡在客廳的一半，另外一半用來辦公。黃小污第一個月的薪水是3000元。

令她最難忍受的，還并不是集體生活的不便。這個時候，她的的職業成長也遭遇到了瓶頸。黃小污在臺詞撰寫方面天分一般，每次討論劇本，都覺得自己發揮不了太大作用。

“我希望我貢獻很多，沒有達到預期，就覺得無地自容。" 

剛來北京的不適應，加上工作上的壓力，令黃小污的情緒一度陷入崩潰的邊緣。在“家”里沒有獨處的空間，她只能在洗澡的時候，把自己關在洗手間里偷偷地大哭。

這個時期，咪蒙團隊在創作的劇本《極品家丁》，已經在視頻網站上播出。由陳赫主演，豆瓣評分4.2，收入和支出基本上打平。

影視項目做的不溫不火，咪蒙的公眾號卻開始有了起色。2015年9月，咪蒙在公眾號上推送了第一篇文章，最初只是作為影視項目的補充。后來公司搬到北京，所有人也都在做影視，只有她一個人運營公眾號。

轉機似乎發生在一夜之間。2015年底，咪蒙先后寫作《致賤人》、《致low逼》等幾篇價值觀鮮明、風格犀利的文章，在自媒體圈引起軒然大波。而接下來的1年，咪蒙通過對熱點事件的評議，漲粉800多萬。幾乎每經歷一次熱點，粉絲數和文章閱讀了就會上升到新一個量級。咪蒙成為了2016年的現象級的自媒體大號。這也為她帶來了收入，2017年初，咪蒙的頭條廣告報價已經漲到了68萬。

2016年4月份，咪蒙因為寫作太累，想招一位創作助理。她找到黃小污，第二天，黃小污就交了一份關于公號標題、選題、內容的分析報告。由此，她從編劇，轉崗成為咪蒙的寫作助理，同時擔任她的編輯。

轉戰新媒體之后，黃小污的成長是非常快速的。她像機器一樣學習，通過不斷積累和總結訓練“網感”。咪蒙的新媒體資料庫，就是黃小污從那個時候開始搭建的。她關注了300多個公眾號，每天晚上睡覺前都要看一遍，把好的標題、開頭、段落、句式記錄下來。標題吸引人的原因，是因為“冒犯”、“沖突”，或是擊中了某一個關鍵詞，黃小污會總結其中的傳播邏輯。有時候咪蒙寫作遇到困境，她還會從資料庫里找一些新的句式給她參考。

黃小污的研究對象不僅限于公眾號，還有段子手。她曾經仔細研究過薛之謙的“搞笑技術”。后來咪蒙寫作《第一次坐頭等艙，如何優雅地裝逼？》，有一段話，“我走在里面……頓時年輕了20多歲……普通話都標準了很多……走過頭等艙通道，我感覺自己長高了5厘米。”這就模仿自薛之謙的段子：“我越來越有自信了……最近走路都開始有氣質了……連小便的時候都比以前瞄得更準了……”

作為咪蒙的寫作助理，黃小污的另一項工作是緊跟熱點，但她一度不擅于此。2016年底，何潔夫婦婚姻破裂的消息上了熱搜榜，咪蒙卻沒有及時跟進。后來咪蒙找到她詢問，鄭重地說，“錯過了熱點就是你的責任。”

為了訓練自己對熱點的敏感度，黃小污在全網搜集了過去一年的熱點事件，從對象、內容、原因等不同方面進行量化分析，總結出什么樣的事件可能發酵成大熱點、特大熱點，以及一般低燒型的熱點。后來她跟咪蒙達成了默契，特大熱點、大熱點是流量風口，必須跟進。低燒型的熱點，寫不寫看咪蒙的寫作興趣。

黃小污的5萬月薪，就是在這些鍛煉中，一點點漲上來的。咪蒙沒有具體的調薪周期和額度，漲薪多是以獎金的形式按月發放。黃小污的工資卡上，基本上每個月都會比上個月多出的幾千塊錢。

跨過2萬塊大關的時候，黃小污的確吃了一驚。那是2016年年中，公司已經搬到了望京soho，他們仍然在一套集體宿舍合租，男生一套，女生一套。有一天下午，黃小污收到財務發來的工資單，上面顯示的數字超過了2萬。她和咪蒙坐在同一個辦公室，當場喊了出來，

“老板，你瘋了嗎？怎么給我發那么高的工資？”

對面的咪蒙笑趴了，反反復復念到，“我瘋了？我瘋了！”

黃小污從來沒有主動要求過漲薪。她的薪水都是咪蒙自動漲上來的，“我們就是那種好員工跟好老板（的關系），我們做的超出期待，她給的也超出期待。”黃小污說。

今年年初，咪蒙帶著兩位助理去上海拜訪同行。臨行前，叫上公司最懂時尚的一個女孩做參謀，幾個人一起去了趟SKP買衣服。黃小污買了一件2000塊錢的西裝，這是她花錢最大手筆的一次。

去歐洲團建的時候，她還買過一個LV的錢包，也是2000多塊。咪蒙嘲笑她，“買的最貴的包竟然是這個。”

月薪5萬之后，黃小污的生活基本還維持原樣。最大的變化是，她從前去咖啡廳工作，點一杯咖啡就覺得好貴，現在點咖啡“終于可以不手軟了。”

從做內容轉向做管理，黃小污也正在面臨著新的挑戰。最初當上主管的時候，她曾經因為害怕當眾表達，在半年時間里沒有開過一次會，分配任務都是通過微信群。實習生表現不好，她也不敢親自去辭退，而是和咪蒙一起躲進咖啡館，讓公司的人力去談。

現在，她覺得自己可以克服這個障礙了。“老板說我每次都是弱弱的，現在做的不好就會說做的不好、重做這樣。”

不久前，黃小污和異地了1年多的男朋友領了結婚證。他還為她辭職來了北京，與她在同一個城市打拼。不久前他在招聘網站上投簡歷，一條廣告跳出來，標題就是《咪蒙助理月薪5萬***》。黃小污再也不敢跟他炫耀“看你老婆多厲害”了，她不想給他增加壓力，“女生兼顧家庭事業挺難的。" 

年紀不小了，黃小污也跟咪蒙聊起過生小孩的話題。咪蒙笑嘻嘻地說，“沒關系你生啊，我會到醫院找你工作的。”    

2

“很害怕有一天，別人覺得，其實你不過如此。”

高嘉程  | 《奇葩說》選角導演

走上《奇葩大會》的舞臺時，高嘉程緊張到同手同腳。“小伙子走路都一順兒了。”他聽到高曉松在下面說，大腦一片空白。

麥克風突然沒聲音了，反而救了場。在修理麥克風的3、4分鐘里，高嘉程清醒過來。他開始分享自己的故事，調侃親身經歷的倒霉事，并開一些“老奇葩”的玩笑。

“他很年輕，但他的敏銳度，和他對文字的敏感程度，足以支撐他成為今后的那個人。”

演講結束后，馬東這樣評價高嘉程，稱贊他身上有蔡康永的影子。高嘉程對此受寵若驚，他想過自己會晉級，但沒想過承受老板這么重的贊譽。

高嘉程稱自己為“本屆《奇葩說》最大的黑幕”。他原本是《奇葩說》的選角導演，參加《奇葩大會》的70多位選手，大概有30位是他初選上來的。

根據《奇葩說》的選角流程，選角導演通過選手報名及其他各種渠道海選選手，隨后組織導演見面會，選手一對一PK，最后入圍的選手來錄制《奇葩大會》，接受導師的最終評選。

有一次導演見面會，海選進來的選手們一個都沒有入圍，高嘉程的名字卻被導演組寫在了名單上。“我的選手一個都沒進，我進了，這個事不合理吧？”他問道。后來，他就被調侃成了《奇葩說》的“黑幕”。

2015年初，24歲的高嘉程第一次來北京面試《奇葩說》選角導演。他是特地從西安趕來的，前一份工作是為國內一家主流視頻網站拍自制節目。他的上級領導認為所謂“網感”就是秀下限，經常派他去做一些街頭采訪，口語中帶著明顯的器官性描述。類似于去大學校園，問“你第一次性生活在幾歲？”

坐在三里屯的愛奇藝咖啡館，《奇葩說》制片人牟頔和導演組的3個人翻看著高嘉程的這些過往“作品”，面無表情。他覺得丟臉極了，為了緩解尷尬，主動要求做自我介紹。或許是導演組對他的故事感興趣，又或許是感動于他從西安遠道而來的誠意，他們最終提供了這個機會。但問了他最后一個問題：“你想沒想好要來北京生活？來這兒等于把一切推翻重新開始，你覺得值嗎？”

高嘉程不知道來北京意味著什么、能不能負擔這里的生活成本，但他還是決定來試試。

“我不去的話，以后可能就沒有機會了。”

高嘉程畢業于西安一所普通高校的戲文專業。在國內的二線城市，影視行業的畢業生在本地很難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機會，他的同班同學，基本上都是為了混文憑進來的。高嘉程雖然對這個行業感興趣，但對于如何開始一片茫然。

他曾嘗試給一些小說雜志投稿。只有一家雜志社聯系過他，編輯跟他討論了幾輪修改意見，最終跟他確認會發表。但沒想到第二個月，這本雜志竟然停刊了，負責的編輯也再也聯系不到。

像眾多在學校教育中無所獲得的大學生一樣，高嘉程大二的時候就開始了社會實習。他實習的目的在于鍛煉自己，多接觸社會、經受磨礪。他熱情滿滿，但后來才發現雞湯真的都是騙人的，很多公司招實習生就是作為廉價的勞動力。

高嘉程曾經面試過新東方的班主任，結果被分配到倉庫，每天和倉庫管理員一起給全西安的十幾家新東方校區送教材。一摞摞教材“人肉”搬到倉庫，一天領30元的薪水。

他還去星巴克當店員。每天一邊點單，一邊做飲料、打掃衛生。有一次數錢數的慢了，店長把錢奪過來一把扔到他面前，說你這么慢客人怎么等得及。他蹲在地上一張一張把錢撿起來還給他。還有一次，晚上結束營業后，他沒有鎖好外部餐廳的桌椅。經理為了懲罰他，把桌子一張一張掀翻，讓他當著所有人的面再重新鎖好。這份沒有尊嚴的工作，高嘉程堅持做了1年，一個月領800塊錢的薪水。

這種背運氣還一直持續到他工作之后。高嘉程曾經面試過一份“網絡文學編輯”的工作，工作地點位于西安新區的一處荒地，他坐2個小時公交車抵達一棟6層小樓，進門看到一個大開間，光線很暗，50多個人圍繞著2個大長條桌子，麻木地對著電腦前霹靂啪打字，眼鏡上還反著光。

“那個畫面很詭異。”高嘉程回憶。更詭異的還在后面，他被面試官叫到角落的一張桌子上答一份試卷，試題的最后一道，是評價并續寫一個章節的黃色小說。和他一同面試的人，最后差點報了警。

后來，高嘉程就去了那家國內主流視頻網站的西安分公司。在做自制節目之前，他還做過“電影編輯”，像“百度百科”一樣，把名人的資料摘錄編輯后放到網站上。高嘉程后來想清楚了為什么會有這家分公司的存在：因為崗位對人才的要求不高，也不會為此支付太多薪水，所以把技術含量低的業務放在勞動力更加廉價的二線城市。他入職的薪水是1800，工作了幾年的人會漲到2500。“可怕的是，大家還覺得這樣挺好的。”高嘉程說。

2014年底，《奇葩說》第一季開始播，高嘉程瞬間成了鐵粉。他被這個網綜輸出的鼓勵多樣化和創造力的價值觀吸引，產生強烈的認同感。

那個時候，他剛剛在視頻網站工作7個月，每天花1小時工作，剩下的時間坐在椅子上發呆、看電影、刷微博。有一天刷到《奇葩說》的微博在招人，“也不需要你們有什么工作經驗，只要你合適我們這個團隊，哪怕就是一張白紙也可以。”

高嘉程想都沒想就發過去一封簡歷，后來又給節目組留言。幾天后，他就接到了面試通知，感覺自己“被上天眷顧了”。 

2015年過完年，高嘉程入職加入《奇葩說》。那個時候，馬東還沒有成立米未傳媒，《奇葩說》的制作組屬于愛奇藝內部的“馬東工作室”。高嘉程在回龍觀租了一間房子，每天走路25分鐘到地鐵站，再坐45分鐘地鐵到中關村的愛奇藝大廈。他第一個月的工資是3000元。

高嘉程始終記得，自己當上“選角導演”后，面試的第一位選手是一個上戲畢業的小演員。雖然沒什么名氣，但在話劇中客串過一些角色，高大帥氣，穿著很潮，反應也快。 

在愛奇藝一個5、6平的會客室，高嘉程和小演員四目相對。談話一直被對方牽著走，他接不住話，也控不了場，緊張到發抖。結果反而是對方在說，“你別緊張，你再來，加油。”

加入節目組的前半年，高嘉程基本是在這種緊張和慌亂中度過的。《奇葩說》選角沒有固定的標準，導演憑直覺判斷哪些選手可能具備話題性、播出后會引發討論和共鳴。高嘉程在第二季前后面試了幾百人，最后入圍的只有1個人。

與此同時，高嘉程的家里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他的爺爺、奶奶在2周時間里相繼過世了。高嘉程自小父母離異，他58天就被奶奶抱過來一手帶大。他剛來北京的時候，身上只帶了6000塊錢，其中就有奶奶的積蓄。“突然他倆都沒了，就覺得，那我來這兒干嗎？那段時間特別壓抑。”高嘉程說。 

2015年9月，馬東離開愛奇藝成立米未傳媒，工作室整體從愛奇藝大廈搬到了朝陽公園附近。搬家后不久，公司就組織團建活動去燒烤。那是高嘉程來北京的第7個月，工作的壓力加上家里的變故，他喝了酒之后泣不成聲。當時在場的馬東也注意到了這一幕，叫人去安慰這個小朋友。高嘉程覺得，這可能是馬東第一次關注到他。

雖然辛苦，但來到《奇葩說》的第一年，高嘉程進步飛快。他和公司所有的同事學習對行業的判斷，以及溝通技巧。節目組早期的人才更新頻繁，和高嘉程同一批進公司的同事，后來基本上都調崗或離開了，他成了部門的老員工，很多事情交由他來做。

“當然也會被罵，但你會覺得自己是一個有價值的人，以前你會覺得我就只是一個打雜的。”

高嘉程說。

負責導演見面會的主持人離職了，高嘉程取而代之，代理主持見面會，和選手互動。有時候時間到了，選手還遲遲不肯結束，他就開一些無厘頭的玩笑，把他們送下場。慢慢地，他在節目組中活躍了起來。

2016年7月份，高嘉程一天下了班和同事去咖啡廳吃飯，一邊吃一邊吐槽面試過的各種奇葩選手。他無意間聊起，每天工作壓力巨大，沒有發泄的出口，“我真的要憋死了，不然就開個公眾號每天罵人好了。”

同事們紛紛表示贊同。高嘉程覺得這件事說不定真的有市場前景，2周后就開了個公眾號，叫“用心罵人”。

他推送的第一篇文章，《去星巴克裝逼不如去沙縣吃雞》，寫的是自己在星巴克實習遇到的客人，幾天的時間積累了4600點擊。除了一起吃飯的幾個同事，他沒有讓公司的任何人幫忙推廣。 

后來他一邊工作，一邊開始定期更新文章。越來越多的同事知道了這件事，紛紛轉發。有一次，馬東也轉發了他的文章，還寫了一段話，稱呼他為“米未文豪”。高嘉程頓時備受鼓舞，“我寫這個東西這么陰暗，這么小家子氣，他怎么會喜歡。”

不久后，馬東把高嘉程約到辦公室，專門跟他聊起這個公眾號，還給他提了一些建議補充。“他可能覺得我講的一些事情很好玩，我看事情的角度跟別人不一樣。”高嘉程回憶。

《奇葩大會》的錄制和米未的另一檔網綜《飯局的誘惑》是交替進行的。高嘉程記得，2016年結束前，《飯局的誘惑》錄制最后一期，導演組想給馬東一個驚喜，找到高嘉程穿上女裝，扮演他當年姐弟戀的女友。一群老阿姨跟著他一起出場，向馬東表白。

這段節目后來因為與節目內容關系不大，被導演組做后期的時候剪掉了。但在這個節目上，馬東第一次向蔡康永推薦了他，還談起了他的公眾號。

同一天，剛好是高嘉程錄制《奇葩大會》的日子。他也在節目中推薦了自己的公眾號，節目播出后，粉絲從6000多人暴漲到92萬。 

有點可惜的是，高嘉程最終并沒有真正走入《奇葩說》。他在《奇葩大會》的第二場和選手PK被淘汰出局。“講真的，得失心這件事每個人都會有。但我辯論真的不行，要讓我去想一個價值的東西，我可能要想很久。”高嘉程說。

他起初有點失落，但后來看到公眾號粉絲暴漲，也就心滿意足了。后來他和《奇葩說》簽了藝人的合約，第四季會以各種小片的形式出現在節目中。

米未也意識到了這個公眾號的價值。CCO牟頔來和高嘉程談過一次，告訴他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公號的寫作上，選角的事不用太擔心。公眾號的運營上升到公司的層面，由米未負責管理和商務支持，高嘉程作為內容創作者，安心寫作。

高嘉程接受這種合作關系。“你自己獨立做一個號其實很費勁，需要很多人幫助。當下我還沒有能力把這個號經營好，公司幫我做這個事，我當然也（愿意）。”

成了公司的名人之后，高嘉程時常感到恐慌。他常常想起剛到《奇葩說》當選角導演的時候，節目組有一些實習生，年齡很小，能力就很強，學歷又高。他擔心自己履歷不夠好，見識一般，常常感到自卑。

他心里很害怕，自己其實仍然是那個小男孩，因為突如其來的機遇，被“誤會”成美麗的泡沫。

“你會覺得，萬一有一天，我的實力達不到別人期待，別人就會覺得，其實你不過如此。這個我很害怕。”高嘉程說。

“但是你會想，還是盡力地朝著人家的那個期待去。” 

3

“他們可能也覺得不難，只不過他們做不好。”

單昊奇 | 360安全黑客（圖片發表于《博客天下》）

央視3.15晚會的前一周，360安全黑客單昊奇跟著導演組去了一趟豐臺的萬達影城。他們在這里擺放一個手機充電樁，然后模擬黑客竊取用戶信息的場景，拍攝了一個短片。

315晚會前夕，導演組找到360安全團隊，希望在晚會上展示網絡攻擊的案例。安全團隊接到這個任務后，決定將手機充電樁作為實驗目標，95年的單昊奇主導了這個項目。

對于單昊奇而言，這個項目難度并不大。他只用了一周時間，就找出了手機充電樁的安全漏洞：通過侵入充電樁的廣告機，可以操控連接在設備上的智能手機，從而竊取用戶信息，甚至直接進入他們的賬戶消費。

他原本是個考慮周全的人，但這次稍有不慎，導致拍攝當天出現了一個小狀況。單昊奇入侵廣告機的時候，原本滾動著廣告的屏幕忽然顯示為鎖屏狀態，調試了幾次都不成功。最后還是他的領導、無線與硬件實驗室負責人楊卿出了一個主意：放一個木馬到廣告機上，遠程操控木馬攻擊目標。耽誤了1、2個小時之后，問題終于勉強解決了。 

雖然沒有受到責怪，但單昊奇心里還是非常愧疚。這幾乎是他入職兩年以來，唯一的一次沒有把事情做完美。“也就這點毛病，別的就沒有了。”單昊奇說。 

單昊奇畢業于哈爾濱一所工科大學的電子信息專業。他是安徽人，5歲上學，又趕上了本省最后一屆五年制小學教育，所以畢業的時候只有20歲。電子信息專業的畢業生，原本對口的工作是通信，但他一直對網絡安全情有獨鐘。

單昊奇至今仍然記得，大二的時候，有一次考試，他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撿到了一本別人掉落的文件夾。翻開一看，里面都是木馬程序、攻防日志。他憑直覺判斷，這是學校“一個隱秘的安全組織的工作記錄”。

單昊奇人如其名，“好奇心”很強。他想辦法聯系上了這個“組織”，把日志歸還了回去，并因此機緣巧合地被“組織”收編。

中國的安全黑客普遍都是自學成才，他們從網站和圖書館搜集網絡攻防方面的知識，尋找各種攻擊場景磨煉技術。有個說法是：不知攻，焉知防。安全黑客成長的前半程，是學習如何攻擊。

單昊奇的一個有效攻擊目標是宿舍的路由器。他曾經運行一段木馬程序，通過路由器侵入到學校的交換機，修改限速。這項技術的實際利益，是把下電影的速度提高了5倍。

“組織”的攻擊場景更加神秘一些。有一次凌晨三、四點，單昊奇和小組成員一起做“滲透測試”。選擇這個時間，是因為管理員基本都睡了，機房斷電，防火墻失效。“白天你啃不下來的東西，晚上的時候就會有效果。”單昊奇說。“組織”的一位主力，后來去了卡內基梅隆大學研究計算機科學。

大四開始找實習的時候，單昊奇的首選就是加入國內頂級的安全團隊。因為專業對口，他仍然面試了華為和中興。最后中興給他發了offer，華為最后一輪面試之前，單昊奇接到了領導楊卿的電話，就毫不猶豫地從哈爾濱趕來了北京。

剛來北京的時候，單昊奇和4個人合租，住在798附近一間幾十平米的公寓，房租1500元。當時公司給實習生的補貼每天是200元，他一周要工作6天，勉強能維持在北京的生活。

2014年，智能硬件和物聯網成為投資風口，大量的硬件品牌在市面上開始涌現。廠商的產品意識大于安全意識，經常出現底層安全漏洞，極容易受網絡攻擊。也就是在這個時候，360成立了“無線和硬件實驗室”，針對于這些硬件產品做安全研究，單昊奇是這個實驗室的第五名員工。 

當時公司從市面上購置了很多破解工具，因為主要研究人員騰不出時間，一直堆放在一旁無人問津。單昊奇來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這些工具都用了一遍。他還撰寫了一個《使用說明書》，后進的很多同事，都是通過他的《說明書》熟悉業務。 

單昊奇來實習的這一年，同時也是實驗室快速成長的一年。他剛加入的時候，研究的對象是破解門禁卡，自由出入公司；遠程讀取銀行卡的賬戶信息和交易記錄；通過家庭安裝的非基站，監聽戶主的通訊和上網記錄……1年之后，實驗室的研究范圍擴展到不用鑰匙解鎖特斯拉、迫降無人機。 

單昊奇也在這些研究項目中，跟著實驗室共同成長。畢業后，他毫無懸念地轉正，入職工資1萬多，2年的時間里漲過2次薪，不多不少。360公司私有化后，他還分到了一部分期權，4年的行權期過后，他會得到一筆收入。

最早在學校的時候，單昊奇癡迷于網絡攻防的根由是“我可以把你搞壞了，然后你還修不好，這種非常刁刁的樣子。”

后來安全研究成了他的工作，他努力的動力就變成了保持技術競爭力。

“忍受不了自己有一天會變得平庸，看到所有后來的人都比你強，你覺得越來越力不從心。”

單昊奇評價自己是團隊中做的“好”的。與此同時，還有人做的“一般”，以及“非常好”。做的“非常好”的人是在某一領域的技術大牛，公司會花百萬、千萬年薪聘請他們，BAT都在爭奪這些安全人才以充實自己的團隊。他清楚自己與他們之間的差距，但22歲的他還有機會。

單昊奇也不再擔憂未來。他更加注重做好手頭上的每一件具體的工作。每一件事都做好了，這一年就做好了。他認為這是他與很多年輕同事的區別，“他們可能也覺得不難，只不過他們做不好而已。”

他的工作正在變得常態化。除了安全研究，也涉及公司自己的產品。360推出硬件產品之前，會拿到安全團隊做最后的把關，把漏洞修復后再上市。

這種“出廠檢查”也并不是萬無一失的。安全黑客證明技術實力的方法是相互較量，單昊奇研究別的廠商，自然也會有人來研究他們。

今年，硬件實驗室已經從5個人成長到30人。作為“元老”，單昊奇除了負責本職工作，偶爾還做一些輔助性的管理協調。

不久前，公司與一家售賣安全軟件的廠商合作，一部分業務整合到了無線電安全實驗室，單昊奇是項目的實際負責人。

這家廠商的老板是個西班牙人。有一次來公司開會，十幾個人坐在一起，單昊奇一邊充當翻譯，一邊協調六、七個部門的責任人，按照事情輕重緩急分配任務，操心過程中所有的細節。 

他不清楚自己適不適合做管理，但這些事目前占據了他的一部分時間。無人機的項目交給了他，但近一兩個月來，他一直沒能抽出時間，從固件的方向看看，有沒有什么突破口。

單昊奇對自己的職業生涯沒有具體的規劃。唯一的一個“小目標”，是3年之內可能會去國外讀書。

說不定他會去卡內基梅隆大學，見到當初一起在“組織”里戰斗過的那位學長。 

4

“我做的每件事情對我來說都是鍛煉，沒關系，我可以接受。”

張藝梅 | 滴滴企業文化經理

2012年夏天，22歲的張藝梅穿著新買的白襯衫和高跟鞋，來到滴滴公司面試。那個時候，滴滴剛成立1個多月，在中關村 e 世界租下了一間倉庫作為辦公室。張藝梅穿過七拐八彎的回廊找到目的地，卻發現很多工位是空的。

“咱們公司現在多少人啊？”她環顧四周，問面試官。

“十幾個人，都去跑業務了。”對方回答。張藝梅當時心里想，這家公司肯定是騙子。 

張藝梅畢業于蘇州一所大學的旅游管理專業。和眾多的“北漂”一樣，她一畢業就來到北京，渴望在這個充滿機會的城市實現個人價值。

來滴滴之前，張藝梅還面試過幾家公司。其中有一家做的是股票終端，工作環境和薪資都優于滴滴。但面試的時候，大公司的層級鮮明和人情淡漠讓張藝梅有些退卻。她選擇滴滴，一部分原因就是覺得這家初創公司很溫暖，有人情味。

雖然初面的時候，張藝梅對滴滴的印象并不好，但后來出現了一個小插曲。終面之前，她下樓梯把腳崴了，為此還推遲了1天面試時間。當她穿著運動鞋，坐在創始人程維面前，這位和藹可親的老板笑瞇瞇地關心她的腳傷，對接的同事也熱情地跟她打招呼，這讓張藝梅對這家創業公司增添了不少好感。 

2012年8月底，張藝梅正式入職，成為滴滴的第9號員工，她也是此后將近1年時間里，滴滴唯一的一位行政人員。

張藝梅入職后的第一項任務，是給大家發工資。此前，她沒有任何人力財務知識，上網查了大量資料，向身邊做人力資源的朋友請教，終于心懷忐忑地做好了第一張工資表，也給自己發了第一筆工資。

張藝梅也因此知道了公司最大的秘密——員工的薪資。實際上，這并不是什么秘密。在滴滴創立之初，包括程維在內，所有人的薪水都不超過5000元。后來，一些較為資深的員工被挖過來，薪水甚至超過了程維。

在滴滴從0到1的階段，作為唯一的職能人員，張藝梅成了公司的“大管家”。她同時兼任行政人力、前臺、采購，還涉及一部分財務工作。

逢年過節，張藝梅會去西紅門、紅五星批發市場，挑一些圍巾、手套送給司機。她一個個摸手感好的，收集了一堆攤主的名片，回去討價還價。為公司添置桌椅、辦公用品也是張藝梅的任務。她和供應商談判，發揮“女孩子的優點”，軟磨硬泡。經常為了十幾塊、二十幾塊錢爭論不休。

2012年冬天，滴滴完成了金沙江創投的300萬美元A輪融資。張藝梅把公司賬戶的U盾拴在鑰匙鏈上，每天看一眼。融資程序也是她經手的，她配合投資機構做盡職調查，和律所對接相關的法務程序。

有一次，律所發來一份協議，需要創始人當天簽署。程維正在外地出差，在張藝梅的緊急催促下，他在街邊找了一個特別小的打印店，蹲在磚頭砌成的小平臺上，簽了拇指關節厚的一疊文件。

在張藝梅看來，程維是個有凝聚力又好脾氣的老板。她從沒見他對誰發過火。有時候面試沒地方去，她就借用程維的辦公室，推門進去說：“老大，不好意思，我來一個面試，你可以出去一下嗎？”程維默默地就出去了。

公司的賬戶沒錢了，張藝梅采購辦公用品會直接跟老板要錢。程維把銀行卡交由她保管，還寫了一張小紙條告訴她密碼。后來同事開玩笑：“知道他（程維）銀行卡的密碼的，除了他老婆就是你了。” 

有一次，張藝梅生病了，一邊工作一邊咳嗽不止。程維叫她回去休息，但張藝梅堅持把手頭的事情做完。程維什么都沒說出去了，回來的時候，帶給她一瓶梨水。

除了創始人程維的寬容周到，在滴滴創業早期，同事間的相處也極為融洽。張藝梅至今仍然記得，有一天下午，她外出采購，回到公司的時候，四位同事分別喊她過去。原來這天有人離職，給大家帶了些家鄉的牛肉干做臨別禮物。這四位同事，每個人分別給她留了一塊。

老板的信任和同事的關愛讓張藝梅對這家公司產生了強烈的歸屬感。

“你會覺得這個就是你的事業，公司就是你的家。”

這也因此成了她奮斗的源源不斷的驅動力。工作的第一年，張藝梅忙的像只陀螺。她住在南三環的一個老小區，路上單程要花1個半小時。通常晚上工作到八、九點，坐車回家的路上像“癱瘓”了一樣。但第二天，她又精神抖擻地上班去了。這種狀態后來持續了整整3年。 

“當你對這家公司非常認可，你是能夠把自己投入進去的。不會太在意多做一件事情，或者少做一件事情，對我有多大的影響。我做每件事情對我來說都是鍛煉，沒關系，我可以接受。”

張藝梅說。

努力付出當然也換來了相應的回饋。入職的第一年，程維主動給張藝梅調了4次薪水，每次漲幅在20%-40%。入職的時候，張藝梅的薪資是3500元，那時候她的房租是1500元，她一年沒買過新衣服。但不久后，她已經能在北京生活得不錯。

滴滴、快的合并后，張藝梅拿到了期權。她記得程維說過，“期權是獎勵公司主人的。”她的忠誠得到了回報，并被邀陪伴公司的未來。

2014年，滴滴、快的補貼大戰，是滴滴最兇險的一段時間。作為職能崗，張藝梅對于公司業務層面所經歷的這些驚心動魄是不敏感的。她唯一需要做好的是“后勤保障”，與越來越多的部門協調，并不斷尋覓新的辦公地點，以容納更多的員工，適應滴滴的野蠻生長。

有一次，快車成立了一個新的項目組，需要在1個月時間內搬到一個能容納六七十人的辦公區。而且就要在公司附近，步行可及。張藝梅緊急聯系中介，每天去看房子，最后在與公司相隔2條街的地方，找到了一座二層小樓。

這座樓是一棟大廈的配套設施，裝修較為簡陋。一層是自行車棚，二層是一個研發公司荒廢的辦公室，里面有一些落滿灰塵的辦公桌椅。因為時間緊迫，張藝梅收下了這間辦公室，花了1天半時間帶著保潔阿姨去收拾、布置。為了讓辦公環境盡可能溫馨，她還在墻上掛了一些軟裝，擺放上綠植。最后，還沒忘跟中介減免了半個月的服務費。

2014年夏天，柳青加入滴滴，程維把自己的辦公室隔了一半給她。這個工程，也是張藝梅“監工”的。她在程維辦公室的中間加了一道玻璃門，上不封頂，兩位老總可以互相向對方“喊話”。她還采購了一些柳青喜歡的，簡約、具有設計感的家具。后來，柳青常向人提起，現在的辦公室有點空，有點懷念當初與程維擠在一間辦公室的“緊湊感”。

滴滴公司的總部，在2014年中，補貼大戰開始后不久，就搬到了上地的得實大廈。滴滴、快的合并后，滴滴擴張到5000人規模，總部又從得實搬到了中關村軟件園，并在北京各地區有10多處分部。這些辦公區，都是張藝梅和同事一起發掘的。

一邊尋找新的辦公地點，張藝梅另一邊還要負責安撫員工的情緒。因為一年內多次搬家，一些員工怨聲載道。張藝梅說服他們理解公司的難處，并確保讓他們在搬家上盡量省心。 

在為公司尋找辦公區的同時，張藝梅自己也搬了幾次家。她搬家的總體邏輯是離公司越來越近。如今，她和園區另一位員工一起住在公司附近，一個月房租2000多，有個20平米的獨立空間，每天步行上班。

滴滴、快的合并之初，張藝梅在滴滴的工作職責還比較廣泛，處在一個大包大攬的狀態。她的工號從9號變成了19號，行政團隊擴大到6、7個人，并開始做一些管理。

但隨后不久，滴滴進入穩定發展的階段。這已經是一家5000人的公司了，開始真正像一家大公司那樣，調整管理架構，明確崗位職責。一些更有經驗、資源的高管加入，行政團隊按照項目制調整，分工越來越細化。在調整中，張藝梅的工作范圍被限定在了專管“辦公空間”項目的行政經理。  

變化來的有點突然，90后的張藝梅還沒準備好。她看著滴滴從無到有，從“有”成長為“獨角獸”。自己卻從“大管家”變成了背后默默奉獻的“螺絲釘”。

滴滴不再那么需要她了。這讓她感到有些難過，“當你負責的事情越來越少的時候，肯定是有落差的。” 

她也很少有機會再見到程維。他們之間隔著高級經理、總監和VP，再也沒有什么事，她需要直接向他匯報。

為了讓時間充實起來，張藝梅開始游泳、健身，還報了鋼琴課。

她也曾嘗試突破職業瓶頸。2016年中，張藝梅申請調到運營部門。從容易被邊緣化的職能崗，轉為更為核心的業務崗。負責管理會員體系，為滴滴的積分商城導入流量，引導用戶在滴滴的電商平臺消費。

但張藝梅并不擅長跟數據打交道。剛開始做的時候，她甚至對于網站的PV/UV一點概念都沒有，更不懂如何提升這些數據。半年之后，張藝梅就主動申請，從運營部門調到了企業文化部門。

滴滴的企業文化部門大概在2015年成立，主要負責提升員工的凝聚力，溝通高管和基層員工，把創業之初的企業文化沉淀下來，讓公司保持持續的競爭優勢和創新源泉。

在這里，張藝梅仿佛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價值。她在去年10月份加入企業文化部門，現在將滿半年，做的很開心。她重新感覺到被需要了。“公司現階段急需要文化沉淀，那我去做文化了。”張藝梅說。

沒有誰比她更清楚這家獨角獸公司是如何被喂養起來的。

“我知道公司最基本的湯底是什么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