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會開始前，我在巴黎看到的中國品牌們
文：陳梅希，編：園長，首發：刺猬公社
原標題：奧運開始前，我所經歷的巴黎生活
奶茶、盲盒、降本增效。
猬觀奧運
奧運會，既是一項全球體育盛會，也是一種時間計量單位。
對個人而言，每四年落下一次的打點計數器，從少年時代開始，均勻地分布在長達成人的每一個周期里。那一屆，尚在外婆家吹電風扇吃西瓜；那一屆，恰好是中考后的暑假；那一屆，奧運延期，首次在奇數年舉辦，全世界面對著相同的課題。
而對時代而言，作為時間計量單位的奧運，則見證過更多。
戰爭與和平、科技進步、媒介革新.....
當我們回望每一屆奧運時，它都帶著歷史的印泥，蓋下時代的郵戳。
今年，郵戳來自巴黎。刺猬公社將發布系列稿件，關注與奧運有關的城市生活、品牌營銷、傳播媒介更迭、奧運商品貿易等。本文為第一篇。
奧運開幕前，我第二次抵達巴黎。
和五年前忙著逛景點時不同，這次的巴黎之行，讓我見到了更多與生活有關的故事。網約車普及起來，司機抱怨著巴黎擁堵不堪的交通；中國品牌越來越多，華人餐飲店走出唐人街，眼看著要擠走日本和越南同行；華人依然是對外賣最有熱情的群體，甚至在歐洲托舉起幾個專做中餐外賣的APP；奶茶不再是稀缺品，私人小店、本地品牌、中國奶茶連鎖店，家家都有“bubble tea”。
最荒謬的時刻，是我在離蓬皮杜不遠的集市上，跟年輕的法國女孩一起搶購假香水。香奈兒、迪奧、愛馬仕、圣羅蘭、大衛杜夫……所有我認識或不認識的巴黎香水，被裝在形狀統一的30毫升香水瓶里，層層疊疊堆在長條桌上。
標價都是五歐，不分品牌，客人擠在一起試香，名字在這里突然失去了意義，她們把喜歡的香味裝進小框，最后掏出現金找老板結賬。
我也買了一支，作為巴黎生活的紀念品。
一、奶茶、盲盒、越南粉，from China
第一次來巴黎是在2018年，朋友D帶我走了很遠，去買一杯華人做的奶茶。
那是國內奶茶行業最熱鬧的時候。喜茶在這一年新增近百家門店，覆蓋全國90%的一線/新一線城市；一點點如日中天，全國門店數超過1700家，最熱的門店，平均每天能賣出2700杯；茶顏悅色偏安長沙，此后兩年，一口氣在這座城市開出200多家門店。彼時，所有奶茶品牌都在向前狂奔，增長成為一種和鳴，萬店在終點線等待，中國消費者被無數新鮮的概念和口感包圍。
而在2018年的巴黎，奶茶仍是一個需要走很遠才能抵達的，只有華人會消費的，偶爾解思鄉之胃的冷門飲品。
六年后，當多個國內奶茶品牌陷入增長瓶頸期時，巴黎的奶茶店數量已經進入增長高峰期。于是當我在奧運前重返巴黎時，街頭的奶茶店已經不需要刻意尋找，我甚至在暴雨突然到訪的午后，隨意鉆進了街邊的一家“貢茶”，看著法國店員熟練地搖出一杯黑糖珍珠奶茶。
巴黎貢茶
奧運到來前，更多有志于出海的中國茶飲品牌正摩拳擦掌。喜茶把快閃店開到塞納河右岸，以“觀賽茶室”之名，初次進入法國市場；瑪黑區的霸王茶姬快閃店仍在趕工裝修，開幕式臨近，留給他們的裝修時間不多了。
在巴黎街頭，我還遇到了許多“老朋友”。例如，我在這里碰到泡泡瑪特的頻次，大概比在北京還要高出許多。它們出現在盧浮宮商場和蓬皮杜，出現在街頭，也出現在這座城市最著名的購物中心。
我們停在蓬皮杜的紀念品商店前，莫莉隔著玻璃櫥窗與我們對望，帶著它標志性的表情，站在展示臺上，招呼它那漂洋過海的老鄉。同行的朋友說：“藝術品大概是可以被制造的，當它被擺在蓬皮杜藝術中心，第一次見到它的人，就會覺得它是個藝術品。”
“巴黎是世界上唯一一個連餓死都仍然被視為一種藝術的城市。”正如西班牙小說家卡洛斯·魯依斯·薩豐所說，在藝術之都成為藝術品，真是一個不錯的主意。
巴黎街頭的泡泡瑪特門店里，除了像我這樣抱著見老鄉心態進店閑逛的中國游客，大部分顧客都是外國人，常見的盲盒產品，售價大致是國內的3倍。華人營業員告訴我，店里的商品從國內運過來，店員則大部分都從巴黎本地招募。
2024年7月27日，奧運會開幕前一天，泡泡瑪特盧浮宮商場店將正式開業。財報中來自海外的10億營收里，又將加上來自盧浮宮商場的一筆。
中國品牌正在涌向法國，而在法國謀生的餐飲業華人，則在涌向新的品類。小紅書和微博上，流傳著“巴黎90%日料店老板都是溫州人”的傳說，到2024年，華人老板們又向東南方向卷去，在巴黎開出一家又一家越南粉店，試圖把PHO也收編到自家麾下。
聊到這個話題時，我們正站在一家越南粉店門口，招牌看起來很新，谷歌地圖上還沒有評分。門口的另一位女士，正在調整三角立牌的位置，聽我們胡謅一通后，忍著笑用中文邀請我們：“進來嘗嘗吧，挺好吃的。”
老板和店員都是華人，聊起巴黎的越南粉店，她們說最近華人開的店很多，具體有多少家，她們也不知道。“但我們的粉很正宗的，我們廚師是越南人。”正不正宗，我當然判斷不出來，但那是我在巴黎吃過最好的一餐，蝸牛、鴨腿、小羊排，都不及越南廚子懂我那鐵血中國胃。
老板說，他們現在可以支持電話訂餐，但沒有上線外賣平臺。事實上，巴黎的外賣行業在近幾年一直緩慢發展著，既沒有停滯不前，也沒有突飛猛進，如同巴黎圣母院的修復進度。2023年，調查機構哈里斯互動（Harris Interactive）發布數據稱，當下法國有1/4的居民有點外賣的習慣，其中89%的受訪者認為外賣食物貴。
比起很難獲得外賣服務的鄉村，巴黎已經是全法國點外賣最方便的城市了，但看起來，巴黎人對外賣的訴求沒有那么強烈。他們喜歡出現在餐廳，在所有合理或不合理的時間段里，就著一杯咖啡，一杯葡萄酒，甚至一個漢堡，開啟他們長達兩個小時的熱絡會面。
在一家本地人居多的法餐廳，全店只有兩桌客人忙著使用手機，試圖從小紅書上搜索蒙馬特高地攻略的我，和對面給每一道菜拍照的韓國游客。隔壁桌的法國客人，從落座到用面包蘸著吃完主菜的最后一口湯汁，全程都在熱情洋溢地用法語交談。
外賣產業發展緩慢，既是一種原因，也是一種結果。
與外賣相對應的，海外也早已有屬于自己的“大眾點評”，只是商家和用戶的覆蓋度，遠無法讓在線預訂成為一種常態。例如曾在電影《愛樂之城》里出現的那家爵士酒吧，唯一的預定方式是在門口大排長龍，店員在門口“巡邏”，用古老且唯一的技術手段，保障樸素的先到先得。
《愛樂之城》里出現的爵士酒吧，每天只接受現場排隊
二、雨中網約車和百年老地鐵
奧運臨近，法國忙著把大大小小的景點都翻修一遍，生活在巴黎的華人們，在小紅書頻頻吐槽“巴黎是個大工地”。
建造中的場地（注：攝于五月）
幾年前遭遇火災需要部分重建的巴黎圣母院，眼看著是趕不上奧運會開幕了，凱旋門、政府大廳等標志性建筑的翻修則還在夏初加急趕工。101年前，巴黎市政府因塞納河水污染嚴重而頒布了游泳禁令，一個世紀可以改變很多東西，唯獨塞納河的游泳禁令固若金湯。眼下，為了讓塞納河承接奧運游泳項目，巴黎市政府燒掉的治理經費高達14億歐元。
但當地居民顯然不太買賬。
比起塞納河到底能不能游泳，
以及凱旋門到底氣不氣派，
他們更關心自己這個月的電費有沒有超過第一階梯。
網約車司機則更擔心擁堵問題。“將奧運融入城市”的口號固然浪漫，生活在其中的司機們可不這么認為。畢竟不少巴黎標志性景點將和奧運賽事密切融合，或直接改造為賽事場館，或成為賽事背景，涌入的千萬量級奧運游客，將讓本就擁堵的巴黎交通雪上加霜。屆時，網約車不能在場館區域通行，也不像出租車那樣在奧運車道行駛，將面臨更多路線上的麻煩。
和外賣一樣，巴黎是法國網約車密度最高的地區，按照2022年的數據，全法國81%的網約車司機都集中在巴黎大區。
Uber則是巴黎最常見的網約車平臺，其中最便宜的車型，價格略低于本地出租。奧運的到來，將打破部分司機的夏季度假計劃——根據Uber公布的調查數據，巴黎大區將有90%的司機在今年夏天堅守崗位。這已經很不容易了，往年夏天，只有65%的司機留在巴黎，剩下的要么去度假，要么前往法國尼斯等海濱城市接單。
但90%的留守率，顯然不足以應對涌入的奧運客流。Uber的調查報告稱，奧運期間，三分之一巴黎大區外的司機計劃來巴黎接單。我忍不住開始算賬，全法國有19%的司機在巴黎大區外，如果其中三分之一來“支援”巴黎，仍不夠補上堅持在夏天度假的巴黎大區司機缺口。
在巴黎，地鐵才是普及度最高的出行方式。1900年，巴黎的第一條地鐵建成通車，比巴黎市政府禁止居民在塞納河游泳還要早三年。法國人類學家馬克·奧熱曾在書里寫，他第一次見到德國士兵，是在莫貝爾廣場-互助院那個地鐵站，在1940年，大撤退告一段落，民眾回到巴黎之后。所以他說：“巴黎人就是有這種特權，把地鐵路線圖當作備忘錄，當作一種記憶的開關，一面袖珍的鏡子。”
如今，這面鏡子，平均每日都要照出數百萬人的樣子來。
時間給巴黎地鐵留下的，除了記憶和尿騷味，還有很多曾經走在時代潮頭，如今已經落后于時代的習慣和設備。例如到2019年，巴黎地鐵才開始支持刷手機進站，僅限安卓端；蘋果手機的電子支付功能則拖到了今年5月，趕在奧運開幕前，巴黎的蘋果用戶終于也能擁有無紙/卡化地鐵通勤了。
奧運限定公交卡與單次紙質交通票
中國游客可以通過微信購買巴黎地鐵卡，只是實現路徑頗為漫長，需要在微信購票后，在巴黎地鐵站里找到人工窗口，再換成實體卡，最后刷實體卡進站。如果在站內購買單次票，將會拿到一張小紙片，把它塞進閘機，等待它被蓋上日期戳，再從另一側吐出來。對已經習慣二維碼社會的人來說，過程實在驚心動魄。
雖然我們碰到的大多數巴黎當地人，都在抱怨自己的城市，但也有另外一些例外的時刻。
我們在夜晚遇到過一場暴雨，塞納河的碼頭上，沒人再有閑情逸致與奧運倒計時牌合影，只好狼狽四散，尋找遮雨的商店頂棚。一輛Uber來碼頭把我們接走，在暴雨中載我們駛離。
司機全程沒有說話，車里放著法語歌，很大聲，壓過車外的雷聲和雨聲。幾分鐘后，車突然靠邊停下，離目的地顯然還很遠，我們不得不警覺起來。直到我們向車窗外望去，才猜到了司機的用意。接近11點，遠處的埃菲爾鐵塔開始閃爍，銀白色的碎光，打破巴黎的雨夜，閃電不及它耀眼。
司機暫停了自己的工作，想讓兩個顯而易見是游客的人，透過傾盆大雨，看一看正在閃爍的巴黎地標。
三、一個法國媒體人經歷的媒介變遷
那個向我吐槽水電費太貴的人，是我在巴黎的房東Pat，一位曾在法國電視臺工作多年的記者。
她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加入法國電視臺，起初擔任《迷失》（“Perdu de Vue”）的記者，這是一檔存在于1990年到1997年間的法國節目，尋找迷失的人，例如逃犯或者走失的親屬。2014年，她開始在法國電視臺做一檔尋親節目主持人，幫助失散的家人找到彼此。
我告訴她，在中國也有這類節目，非常受歡迎，最有名的那檔尋親節目，也在2014年開播，跟她主持的節目一樣。可惜我的英文水平實在有限，沒能第一時間給她翻譯“為緣尋找，為愛堅守”或是“人間有真情，人間有真愛”這樣的主題詞。
Pat并不驚訝，做過多年尋人節目后，她說：“找到失去的人，那是全人類共同的渴望。”
她為電視臺工作了近30年，經歷過電視臺的黃金時代，也見證過流媒體的崛起。到2024年，她已經可以坦然接受：“現在沒什么人看電視了。”
根據法國《費加羅報》，2018年，法國電視觀眾的平均年齡已高達53歲，Pat曾工作過的法國電視二臺，觀眾平均年齡在那一年超過60歲。同一篇報道的訪談中，法國電視公司頻道與節目經理塔基斯·康迪利斯說：“電視失去了人口中的整個一部分，年輕人不再看電視而是看視頻。”
在那一年，據《巴黎人報》報道，38%的（11歲至14歲之間的）法國青少年擁有TikTok賬號。一場中國觀眾再熟悉不過的媒介風暴，也在法國上演，世界又回到了我們所熟悉的地球村概念里，至少在拋棄電視這個問題上，村民達成了難得的共識。
收視人群的減少和老齡化，直接導致了電視臺收入與預算的下降，并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例如在2018年到來前，法國國家電視臺計劃取消180個崗位，以節省5000萬歐元的開支。在任何一個下行期的行業里，“降本增效”都會被提上議程，員工被裁撤，預算被下調，節目被砍掉。
結束電視臺的最后一檔節目后，Pat每天在家完成工作，同事只有一只可愛的約克夏，她叫它Kikito。Kikito負責撒嬌、賣萌、找入住的客人玩，Pat則在電腦前打字、回郵件、維護尋人網站。她把二樓的兩間臥室出租，自己住在一樓的沙發床上，每天從“臥室”走到“辦公室”，只需要三步。
早在電視臺仍如日中天的2013年，她就建立了自己的網站，主題仍延續她入行以來所關注的核心問題——走失的人們。節目停播后，網站成為她發布和接收尋人信息的主陣地。
在回國的飛機上，我突然想，Pat的工作狀態，似乎就是最近小紅書上很火的“一人公司”。
只是國內語境中，一人公司或數字游民，是屬于年輕人的出走，而Pat今年已經56歲了，是一個對工作仍充滿激情的中年人。我甚至無法推測出她每天的工作時長，她在我每天出門前就開始工作，到我晚上洗漱完仍未停止。白天，我看到的是坐在街頭咖啡廳，仿佛永遠都不用上班的法國人；等每晚玩到筋疲力盡回到家時，我看到的是Pat仍在挑燈夜戰。他們構成一個普通游客眼中復雜的巴黎。
Pat在寫一本書，跟近幾年見證的尋人故事有關。她說自己平時不會這么沒日沒夜地工作，只是DDL逼近，她覺得自己要寫不完了，沒法兒跟出版社交差。到這里，地球村的共同特征，除了年輕人拋棄電視、企業降本增效以外，還多了一條作者都愛拖稿。
寫作進度會呈現在她臉上。順利的時候，她連打字都掛著笑意，有人從樓梯經過她也視而不見；要是不順利，每次有聲響，她都會抬頭，熱情地問你要不要陪她喝一杯紅酒，或者給你熱一杯牛奶助眠，而后抓著你聊巴黎圣母院的火災，聊法國也有超時工作問題，聊她書里的主人公，明明住得那么近，失散的那么多年里，從來沒有遇到過彼此。
阿里巴巴是少數Pat知道的中國公司，但她感興趣的不是作為電商巨頭和巴黎奧運合作伙伴的阿里巴巴，而是在沙漠種樹的阿里巴巴。當中國消費者對螞蟻森林習以為常時，遠在巴黎的Pat第一次聽說這個故事，她覺得這是一種生意，但客觀上幫助了地球，想出這個主意的商人簡直是個天才。
我沒有問她會不會看巴黎奧運會。
作為一個在電視臺度過漫長職業生涯的老員工，Pat家里現在甚至沒有一臺電視機。
但想了想，從31年前作為實習生加入電視臺開始，她一直都在做同一件事情，不管故事以電視節目、網站，還是紙質書的形態被記錄下來，不管年輕人愛看的是電視、YouTube還是TikTok。
媒介在更迭，而她沒有改變她的志業。
作者公眾號：刺猬公社（ID：ciweigong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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