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場故事：怯場 在場 返場
2008年，我在上海Lowe做美術指導，這一年我和另外一位阿康部門的同事WIWIAN被選中去參加那一年在戛納廣告節的Lowe全球的Young Star培訓。你無法想象，能坐商務艙去戛納這種事情，對還是小朋友的我來說感覺有多么不可思議，誰能想到，在之后的這么多年里，我再沒享受過這樣的待遇呢？
到了戛納以后，我們見到了來自全球各地Lowe辦公室的帥哥美女（Btw，東歐辦公室的女生尤其漂亮)。給我們做培訓的是來自Lowe南非約翰內斯堡的全球創意總監Bull，對，就是公牛的那個Bull。人如其名，他高大壯實，像一個橄欖球運動員多過于一位創意總監。我感覺如果表現不好，可能會被他一腳踢回國內。
在培訓的第一天，我在想他會給我們出怎樣的題目，但是他拋出了一個題目是：你們到第二天早上見到我之前，要去做一件你們覺得最勇敢的事情。聽到這個我是懵逼的，說好的創意培訓呢？
第二天一早，當我戰戰兢兢還在怯場的時候，來自Lowe英國的一個男生，臉漲通紅、氣喘吁吁地抱著一大捆旗幟來到培訓現場，“哐當”一聲放在地上。
空氣凝滯中，我們才發現，酒店外一排高聳著本來掛有戛納廣告節宣傳旗幟的旗桿全部空空如也，原來他在半夜爬上所有的旗桿把旗幟全部卸了下來。Bull看著這堆旗幟，一個壯實的男人臉上露出了欣慰的姨母笑。
這是我分享的第一個別人用勇氣宣布自己在場但我自己怯場的故事（當然我缺乏攀爬技能也是一個原因）。至于我的作業是什么，嗯……這個可以下次分享。
戛納廣告節之后，我開始了我的個人旅程。從戛納坐火車到了羅馬，然后再回到法國巴黎，去巴黎我有一個心心念念的事情，現在想起來也是很中二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一定一定要去TBWA巴黎朝圣。在那個時代，我有一位非常崇拜的大人物，就是TBWA巴黎的執行創意總監Erik Vervroegen,當時他帶領的團隊在全球拿獎拿到手軟，他們為Sony做的一系列平面在美術上登峰造極，尤其有另一組Campaign《Nothing great comes easy》給到我極大的震撼和啟發。
當時沒有智能手機，我是憑著地圖找到了TBWA在巴黎的辦公室。可是不巧，我去的時間剛好是周末，歐洲人不像我們習慣996，周末的辦公室空空蕩蕩，一個人也沒有，只有一位黑人保安大叔在門口抽著煙晃悠。我就問他“Eric在嗎？”，他用手指了指旁邊的一個摩托車，說“哦他的車是在，但是今天他沒來office，你改天再來吧”。我說“不行，我明天就要趕回國996了”。
我當時掏出筆和一張紙，趴在Eric的摩托上一邊想象著他的體味，一邊寫了一封手寫信，大概意思是說：我非常喜歡TBWA巴黎的作品啊、我很崇拜你啊之類一堆彩虹屁，最后也很中二的說如果能有機會在TBWA巴黎工作會有多好啊這種。然后我就把信交給黑人保安，跟他說請務必幫忙轉交給Eric，他掐滅手里的煙頭，把信塞進了他帶著汗漬的上衣襯衫口袋，給我比劃了一個OK的手勢。
結局呢？沒有結局。
回國后就沒有收到任何的回音了。可能是我的英文寫的太爛，可能是這封信壓根就沒遞到他手中而是隨著那件帶汗漬的襯衫在滾筒洗衣機里變成了紙漿。但我想如果Eric拿到這封信，哪怕，哪怕在信的反面隨手用來畫一個想到的idea草稿，那我也就都滿足了。
這是我自己另一個短暫在場的故事，雖然很卑微，雖然不完美，但是我覺得也沒有太大的遺憾。
分享多年前的事情，其實不太容易，因為很多細節和畫面已經有點模糊不清，最后所陳述出來的事實可能就像姜文說的一定無意識添加了很多細節的美好想象。唯一可以確認的是，在那個時刻，在場的我還是帶著那么一點點熱情和勇氣。
再之后的時間，離開4A，創辦自己的公司。當在帶領新人時，當在接一個似曾相識的案子時，當見到一些老朋友時，過去的點點滴滴就會以另一種面貌浮現出來。
我常常恍惚感覺，這是不是更像一種，嗯……返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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