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回旋鏢,打中2024年的中信銀行?
2024年首批銀行業罰單,中信銀行再度上榜。
之所以稱之為“再度”,是因為在一個月前的2023年12月1日,監管總局發布行政處罰決定,對中信銀行處以合計22475.18萬元,折合約2.25億元的罰款。
幾乎刷新了銀行業最高罰款金額記錄的同時,對中信銀行處罰的緣由也高達56項,其中全都源自2020年東窗事發的原行長孫德順貪腐事件。
巨額處罰的風波還未平息,2024年1月5日,監管總局又發布了銀行業首批罰單。其中,由于部分重要信息系統應認定未認定、數據中心機房演練流于形式等6項,與銀行數字化建設相關的數據安全問題,中信銀行被處罰400萬元。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2023年12月29日,中信銀行剛剛獲得“2023年度數字化先鋒企業”的美譽。
在這強烈的反差背后,中信銀行管理層是否依舊存在問題,受到了社會各界的緊密關注。同時,也有更多聲音發出質疑——
來自2020年的回旋鏢,是否在2億元罰單之后,又一次命中2024年的中信銀行?
一、管理缺失業績下滑,貪腐事件挖空中信銀行“地基”?
2020年的孫德順貪腐事件,或許至今仍在影響著中信銀行。
回顧這位中信銀行原行長的任職過往,從2011年10月加入中信銀行擔任黨委副書記,到2019年2月以行長身份退休,孫德順在中信銀行任職了8年左右。
在退休一年后的2020年3月,孫德順被通報落馬。此后經過了3年左右的審查,最終在2023年11月查明犯罪事實,認定其利用職務便利,非法收取財物折合人民幣高達9.795億元。
考慮到孫德順加入中信銀行后,可能存在的“野心蟄伏”時期,這一筆累計接近10億元的貪腐受賄,整體用時甚至要遠小于8年。
受賄金額的巨大,以及作案時間的瘋狂固然令人觸目驚心,但更值得警惕的是,如此龐大的貪腐局面,其背后究竟涉及了多少“關系網”,中信銀行管理體系中又有多少人“助紂為虐”。
隨著2023年底那份超過2億元的罰單一起公布的,還有對部分涉案人員的處理結果。
作為受賄主謀,孫德順被法院以受賄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在其死刑緩期執行二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后,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
時任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重慶分行副行長兼風險總監的宋柯,被警告并罰款6萬元;時任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廈門分行行長的周華,被處以警告并罰款7萬元;時任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行長的曹黛英,被警告并罰款7萬元;時任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廈門分行副行長兼風險總監的陳鷹,被處于終身禁止從事銀行業工作。
更令人細思極恐的是,除了這幾位分行的行長、副行長,中信銀行在孫德順貪腐過程中,管理層的“地基”,究竟被挖空了多少?
近期頻繁的管理層人事變動,或許就是最直接的證明。
先是在2023年4月17日,因工作安排需要,中信銀行前任董事長辭去該行董事長、非執行董事等職務,由方合英代為履行該行董事長職責,劉成代為履行該行行長職責。2023年8月份,兩人的代任職責也轉變為正式職位。
沒過多久,在罰單發布的前一天,2024年1月4日,中信銀行又進行了一輪新的管理層人事變動。通過天眼查可以看到,董事(理事)、經理、監事職位都發生了變更,陳麗華、何操、錢軍退出,新增周伯文、宋芳秀、王化成。
考慮到2023年8月23日,中信銀行上述職位剛剛經歷過一輪變更,銀箭財觀有理由認為,從2023年至今,中信銀行都面臨著高層人員變動導致管理動蕩的風險。
聯系到孫德順貪腐事件審判結果也在同一時間段發布,未必沒有可能,是2020年案發后帶來的負面影響,直到如今都沒能消化完畢。
就像2024年第一張罰單中,監管部門提及的六條處罰原因,大都指向了中信銀行在數據安全環節,有著不小的管理缺失。
例如前三條——部分重要信息系統應認定未認定,相關系統未建災備或災難恢復能力不符合監管要求;同城數據中心長期存在基礎設施風險隱患未得到整改;對外包數據中心的準入前盡職調查和日常管理不符合監管要求,部分數據中心存在風險隱患。
字里行間可以看出,監管部門認為中信銀行對于數據安全疏于重視,無論是內部運作還是外包管理,都存在不合規的風險隱患。
而后三條——數據中心機房演練流于形式,部分演練為虛假演練,實際未開展;數據中心重大變更事項未向監管部門報告;運營中斷事件報告不符合監管要求。
似乎可以視為,監管部門對中信銀行管理層,在數據安全管理過程中可能存在“做表面文章”的警告。
在罰單之外,管理層頻繁變更可能導致的風險,也體現在2023年前三季度,中信銀行下滑較為明顯的業績表現。
根據中信銀行三季度財報披露的數據,2023年前三個月,中信銀行累計實現營收1562億元,同比下降2.62%;累計實現凈利潤514.33億元,同比增加9.19%。
其中,一季度中信銀行營收同比下降4.94%,半年報披露上半年營收同比下降2.05%,如果四季度無法止住下降頹勢,2023年全年營收或許會出現大幅跌落。
尤其是2023年前三季度,中信銀行的盈利增幅遠低于2022年同期的12.81%。在12月底被開出的2億元左右罰單影響下,可能也會導致全年凈利潤縮水,盈利增長出現停滯。
如此一來,新團隊能否盡快消弭貪腐事件余波,并帶領中信銀行走出困境,正在成為現階段各方面最關注的環節。
二、數字化轉型困局難破,中信銀行“先鋒”難做?
放眼整個銀行業,中信銀行暴露的數字化管理缺失問題,其實并非個例。
數字化銀行的命題,算得上是國內經濟層面的新機遇和新挑戰。由于缺少成功案例經驗,以及成熟的理論支持,各個銀行的管理層,對于如何推進數字化銀行建設,都有著共同的困惑。
經銀箭財觀總結歸納,銀行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主要面臨著以下多方面的挑戰:
首先,客群發展陷入瓶頸,制約了銀行數字化業務的拓展節奏。
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環境下,現有的客戶發展策略可能已經無法滿足市場需求。銀行所需要尋找的新突破口,主要集中于借助互聯網技術、大數據分析等手段,實現精準營銷,進一步拓寬客戶群體。
然而目前的技術手段,還無法實現理論狀態下的客群探索效率,銀行數字化建設的道路,整體上仍是一條摸著石頭過河的艱難過程。
其次,數據安全問題頻發,需要銀行加強技術防范措施。
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銀行業務日益依賴數據展開,如何確保數據安全成為整個社會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銀行作為核心金融部門,需要加強技術防范措施,提高數據安全性,防止敏感信息泄露,確保業務的正常運行。
只是如同中信銀行剛剛收到的罰單,數據安全對當前市場而言仍屬于高新領域,對許多管理層人員而言,接受度很難短時間拉高。同時,在業務組建過程中,也需要大量專業人才填補日益加大的技術缺口。
第三,組織的敏捷性有待提升,以更好地適應市場變化。
在快速變化的市場環境下,銀行需要一個更加靈活、敏捷的組織架構,以便迅速應對市場變化。這意味著銀行必須打破傳統的組織壁壘,提高部門間的協同效率。
受限于銀行的金融機制,維系經濟結構穩定始終是第一位的。如果進行大規模的組織架構重組,不僅會影響到銀行的經營活動,還可能帶來更大的衍生影響。
第四,銀行數字端產品設計缺乏足夠的靈活性和創新性,需要加強研發能力。
數字化銀行的建設,離不開終端APP產品的配合。此類產品的設計,應以客戶需求為核心,致力于提升產品創新性與適應性,同時對產品競爭力也有不小的要求。
這也意味著,銀行方面需要付出更多的時間和資金成本,來組建IT相關團隊。如果寄希望于第三方外包團隊,又離不開管理人員的密切監管,某種程度上可能會導致冗員、管理結構繁瑣的風險。
最后,數據治理能力薄弱也是一大問題,需要建立完善的數據管理體系。
完善的數據管理體系,關聯著數據質量、安全和合規性的綜合保障。不僅對銀行管理層提出了更具技術性質的專業要求,同時在數據治理能力方面,也關聯著更廣闊的前瞻性決策視野。
由此可見,銀行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面臨的挑戰,涉及了許多傳統銀行管理之外的方方面面。想要正視這些問題,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決,離不開時間和經驗的積累,以及專業團隊的長周期培養。
這也意味著,中信銀行因為管理層的“歷史遺留問題”,收到的2024年首批銀行業罰單的同時,仍能成為“2023年度數字化先鋒企業”,并不是一件矛盾的事情。
畢竟成為“先鋒”的同時,也意味著是行業的探路者。努力與成果不成正比,難道不正是披荊斬棘、努力前行的道路上,必不可少的常態嗎?
在當今時代,隨著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技術的迅猛發展,數字金融已經深刻地改變了傳統金融的面貌,引領金融業邁向全新的變革。根據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的指示,銀行需要做好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和數字金融這五大領域的深度探索與實踐。
數字金融,將是中信銀行等銀行下一階段市場競爭的關鍵所在。對于中信銀行能否走出陰影,重回增長,還是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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